当我们看到宠物狗摇着尾巴奔向主人时，会本能地认为它感到快乐；

当我们目睹大象为逝去的同伴驻足哀悼时，会忍不住猜测它正沉浸在悲伤之中；

当我们自己因喜悦而欢呼、因恐惧而战栗时，更会笃定这份情绪是独属于“有思想的生命”的体验。

但在科学的视角下，情感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或无”的问题——人看起来有情感，一部分非人动物的神经活动与行为呈现出类似人类的情绪反应，而更多非人动物则似乎“无动于衷”。

所以，情感究竟是什么？它真的是人类的专属吗？我们如何判断其他生物是否拥有情感？

站在怀疑论的角度，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所有认知，都必须经过感官与大脑的加工——我们看到的色彩、听到的声音、感受到的情绪，本质上都是神经信号的解读与重构。

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另一个生物的意识，无法确切知道他人或其他动物的真实感受：我们不知道身边的人是否真的和我们拥有相同的情绪体验，也无法确认自己所感知的“快乐”“悲伤”，是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状态。

就像我们无法知道，同样是看到红色，别人眼中的红色与我们眼中的红色是否完全一致；我们也无法知道，狗狗摇尾巴时的“快乐”，是否和我们收到礼物时的快乐具有相同的心理本质。

更有趣的是，这种“认知的局限性”并非暂时的困境，而是目前人类无法突破的生理与认知边界。

我们无法绕过感官和大脑去直接接触“真实”，也无法发明一种仪器，直接读取另一个生物的情绪。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情感”的研究毫无意义——在科学研究与日常生活中，“看起来有”往往就足够了。

当一只猴子因同伴的离去而拒绝进食、当一只海豚主动救助溺水的人类、当一个婴儿因母亲的拥抱而停止哭泣，这些可观察、可记录的行为与神经活动，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线索，让我们能够合理推测它们的情绪状态，也让我们得以探索情感的起源与演化。

在讨论动物情感时，有一个词总是被反复提及——“本能”。

当人们被问及“动物的某种行为是否源于情感”时，最常见的回答往往是“那只是本能，不是真正的情感”。

但很少有人知道，生物学中所说的“本能”，其实只是动物行为学的一项假设，其核心观点——“无需后天学习就能表现的、有一定复杂程度而非反射的先天行为”，至今尚未被科学实验所证明。

后天学习对动物行为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也更难排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空间站羽化的蝴蝶：这些蝴蝶在地球上从未经历过微重力环境，也没有任何“前辈”能够教它们如何在失重状态下飞行，但它们在羽化后仅用数分钟，就学会了调整翅膀的振动频率和飞行姿态，适应了太空的特殊环境。

这个实验充分说明，许多我们认为“天生就会”的行为，其实都包含着后天学习的成分。

在生物学研究中，许多学者为了简化表达，会习惯性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一种便捷的表述方式，并非经过严格验证的科学结论，不必过分当真。

除了对“本能”的误解，人们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往往也不够仔细，这也导致了许多关于动物情感的误读。

最典型的就是“乌鸦反哺”的传说——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乌鸦“反哺”视为动物有孝心、有情感的重要证据，认为成年乌鸦会主动喂养年老体衰、无法觅食的父母。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观察误区。

根据动物行为学的长期研究，成年乌鸦帮助父母照料新一批后代的时间约为2到3年，在这段时间里，它们会协助父母觅食、守护巢穴、照顾幼鸟，但这并非“反哺”，而是乌鸦种群的一种社会性协作行为。

等到幼鸟能够独立生存后，这些成年乌鸦就会离开父母，组建自己的家庭。此外，还有一些人会将乌鸦之间分享食物、甚至巢寄生等行为误认为是“反哺”，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解。

要真正理解情感的本质，我们首先需要对情绪进行科学的分类。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情绪可以分为先天情绪和后天情绪两大类。

先天情绪与生物较为复杂的神经系统、内分泌调节以及生存需求紧密绑定，是生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生存工具”，不需要后天学习就能表现出来；

而后天情绪则源于同种生物之间的交流、后天的学习以及社会性活动，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中逐步习得，通常承担着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情绪的起源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古老。

目前，人类能够稳定识别出“情绪”的最简单生物，是果蝇等昆虫——这意味着，情绪的出现比脊椎动物的出现还要早，早在无脊椎动物阶段，情绪就已经开始演化。

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只有高等动物才有情绪”的固有认知，也说明情绪并非复杂大脑的“专利”，而是生物适应环境的一种基本机制。

当然，人类对情绪的识别能力，在哺乳类动物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已经明确，哺乳类动物的大脑中存在三种核心神经回路，分别负责三类不同的情绪反应，这三种回路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哺乳类动物情绪的基础：

第一种是产生积极行为的回路，主要负责“快乐”情绪，能够促使动物主动探索周围的环境、寻找食物和配偶，提升生存与繁殖的概率；

第二种是产生“战斗或逃跑”反应的回路，主要负责“恐惧”和“愤怒”两种情绪，能够让动物在面对危险或威胁时，快速判断是选择战斗还是逃跑，从而躲避伤害、保护自己；

第三种是产生消极行为的回路，主要负责“不安”等负面情绪，能够让动物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时，放缓行动节奏、停止探索或冒险，避免陷入危险。

最近几十年，大量的实验证据表明，哺乳类动物的愤怒、恐惧、悲伤、厌恶四种情绪，都有对应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并且与特定的先天行为（主要是反射和反射的组合）密切相关，本质上都是为了适应生存需求而演化出来的。

相比之下，希望、失望、骄傲、疏离感等情绪，则缺少特定的神经回路，无法通过先天遗传获得，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社会互动才能形成。

这些后天情绪通常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比如“羞耻”能够帮助个体规范自身行为，维持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自尊”则是个体对自己在群体中地位的估计，能够影响个体的社交行为和决策。

在讨论情感的演化时，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核心观点：演化的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种群。

动物偶然突变出来的生理特征，并不需要有特殊的动机，也不需要对个体产生正面作用，只要这种特征不会对种群的存续造成严重影响，就有可能随着种群的繁衍而长期存在。而情绪作为一种重要的生理与心理机制，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被保留下来，核心原因就在于：适当的情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利于生物的生存和繁殖。

其中，恐惧情绪与生存的关联最为密切——它就像一个“警报系统”，能够帮助生物快速识别危险、规避伤害。

一个最鲜活的“现在进行时”例子，就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现象：生物恐怖电影和丧尸电影中展现的“未知危险”“群体感染”等场景，激活了一部分西方民众的恐惧情绪，让他们比政府和医院更早地意识到防护的重要性，主动采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接种疫苗等防护措施。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恐惧情绪不仅是一种“负面感受”，更是一种能够促使个体采取积极行动、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机制。

提到愤怒，我们通常会将其与“冲动”“伤害”“负面情绪”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愤怒并非纯粹的负面情绪，而是一种为了应对威胁、争取资源而演化出来的“战备状态”，对生物的生存和繁殖具有重要意义。

当愤怒情绪被触发时，生物体内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反应：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和激素大量分泌，骨骼肌的血流量增大，心跳加快，体温上升，呼吸加深加快——这些反应本质上都是为了“战斗”做准备，能够显著提高生物的战斗力，帮助它们在捕食、自卫、求偶等场景中，更好地进行搏斗或偏执地追击猎物、竞争对手，同时也能提高生物无视轻微痛苦、忍受较大痛苦的能力。

比如，一只被侵犯领地的狮子，在愤怒情绪的驱动下，能够爆发出远超平时的力量，击退入侵者；一只求偶失败的雄性鹿，也会在愤怒的驱使下，与其他雄性展开激烈争斗，争取交配权。

人体实验的结果，更让我们对愤怒有了全新的认识。

研究发现，愤怒情绪会激活人的左前额叶皮层，而这一脑区主要负责处理积极感受和决策，这意味着，愤怒能够让人对积极感受的反应增强——简单来说，愤怒并非只有“负面”的一面，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感知能力。

此外，实验还表明，在快乐和愤怒的状态下，人看到中性或略带负面的画面时，观感都会比平时略好。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喜怒形于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心理健康——将愤怒情绪合理释放出来，反而能够避免负面情绪的积压，让我们更好地感知生活中的积极面。

对于动物而言，易怒的性格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易怒的性格会提高动物参与争斗的频率，进而增加它们在每次争斗中受伤的概率，而受伤又会提高感染、残疾，甚至在搏斗中被杀的风险，最终缩短个体的预期寿命；

但另一方面，易怒的性格也能提高动物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获得食物、领地、交配权以及社会性动物群体中社会地位的概率。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只要易怒性格给繁殖成功率带来的正面影响，超过其对个体寿命的负面影响，这种性格特征就会在种群中逐渐传播开来。

这种“利弊平衡”，在进行育幼的动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育幼期的动物来说，容易狂怒的性格，会略微提高自身和幼体在意外搏斗中死亡的概率，但同时，这种强烈的攻击性也能有效威慑捕食者，降低捕食者造成幼体死亡的概率。

只要后者给幼兽成活率带来的影响更大，那么“育幼期容易狂怒”的性格，就会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传播。

而催产素在雌性哺乳动物体内的功能，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调节这种行为——带着小熊的母熊，就是这种“育幼愤怒”的典型代表：平时温顺的母熊，在面对可能威胁到小熊的任何风险时，都会爆发出极强的攻击性，哪怕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也会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

而恐惧，是我们最熟悉也最本能的情绪之一。

从生物学的定义来看，恐惧是生物面对有害事物、危险事态，或难以把握具体状况的未知时，为了生存而准备进行防御或逃跑的一系列神经调节、激素调节、身体反应及相关情绪。

恐惧的触发通常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比如突然的响动、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有毒或外表恶心（可能携带病原体）的动物、大型食肉动物等，而且在难以做出有效应对的时候，恐惧情绪会变得尤为强烈。

对于人类而言，恐惧的对象远比其他动物更为复杂。

其他动物的恐惧，大多局限于“直接威胁生存”的事物，而人类的恐惧，还会延伸到精神层面——任何动摇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恐惧的对象。

死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不仅是生物学上需要逃避的对象，还包含着重大的未知和反价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类最深层的恐惧之一。

此外，失败、孤独、被抛弃、自我价值的否定等，都能引发人类强烈的恐惧情绪。

生物学研究已经证明，许多动物都能表现出恐惧情绪，但它们的恐惧机制与人类存在明显差异：动物的恐惧，往往依赖于特定的神经回路，主要负责处理与生存直接相关的恐惧反射；而人类的恐惧，则主要由大脑皮层处理警告信号，因此，人类恐惧的原因和程度，常常取决于个体的性格、经历和认知水平。

这种差异，在许多具体场景中都能体现出来。比如，大部分人和黑猩猩看到毒蛇时，都会本能地感到恐惧，但看到蟑螂时，却不会有明显的恐惧反应；但少数人，由于对干净的极度喜好，或对病原体的过度恐惧，会对蟑螂表现出强烈的恐惧，甚至达到“谈蟑色变”的程度。

再比如，死状可怕的人类遗体、正在腐烂的丧尸、手持利刃的人类歹徒等涉及人类死亡的形象，能够瞬间触发人类的恐怖情绪，但非人生物往往对此无动于衷，有的甚至会开始分泌唾液，将其视为食物。更有趣的是，许多非人生物对同类的遗体也没有恐惧情绪，比如蚂蚁会将同类的遗体搬回巢穴，当作食物或建筑材料；秃鹫会啄食同类的尸体，毫无“哀悼”之意。

还有一部分人，会对高层建筑、摇晃的吊桥、密闭空间等特定场景产生特别强烈的恐惧情绪，这种恐惧远超一般人和非人生物，甚至会影响到日常生活——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恐惧症”，需要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暴露疗法等心理治疗手段来缓解。

比如，对高层建筑有恐惧的人，会无法乘坐高层电梯、无法站在高楼的窗边，甚至看到高楼的图片都会感到心慌、呼吸困难；而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帮助他们改变对高层建筑的负面认知，逐步暴露在恐惧场景中，就能慢慢缓解这种恐惧。

当人类的恐惧情绪被触发后，身体会迅速进入“应急状态”，这一系列反应都由大脑精准调控：大脑会指挥肾上腺和特定的神经释放肾上腺素，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和血糖上升（这背后是肝糖原的快速分解，为身体提供能量）、肺部扩张、呼吸加深加快、脾脏收缩，同时，肌肉（尤其是用来逃走的下肢肌肉）的供血量会增大，而消化道的供血量会减少——这是为了将身体的能量集中到“逃跑”或“战斗”上。

此外，瞳孔会扩大、眼睛会睁大，以接收更多的光线，帮助我们收集环境信息、寻找逃生路线；大脑还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改善精神集中程度，让我们能够迅速判断形势，做出最有利的决策。

需要注意的是，恐惧情绪并非完全有害。在恐惧很快解除、刺激次数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应急反应对人体往往没有害处，反而可能帮助我们发泄压力、锻炼大脑对真实危机的应对能力——这也是恐怖小说、恐怖电影、恐怖游戏等文化产品能够存在并流行的基础。

许多人喜欢看恐怖电影，就是因为在安全的环境中体验恐惧，能够让身体的应急系统得到“锻炼”，同时释放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但如果恐惧情绪过于强烈，或者被频繁触发，就可能引发麻痹、心动过速甚至骤停、出汗过多等危险，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应当尽量避免。

人类杏仁核缺损的案例，为我们研究恐惧的神经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杏仁核是大脑中与情绪处理密切相关的一个核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产生恐惧”的核心区域，但实际研究表明，杏仁核并不负责“产生恐惧”，而是参与与恐惧有关的更大规模的神经活动。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94年首次被科学家描述的患者SM-046，她患有类脂质蛋白沉积症（Urbach-Wiethe病），这种疾病导致她的双侧杏仁核发生萎缩。

SM-046的表现非常特殊：她不怕直接触摸蛇和蜘蛛，哪怕是剧毒的眼镜蛇，她也能从容地拿在手中；她在韦弗利山疗养院等著名的灵异恐怖地点毫不畏惧，甚至会主动探索那些被认为“闹鬼”的角落；她观看《女巫布莱尔》等经典恐怖电影时，也没有任何恐惧感，甚至会觉得“无聊”。

但有趣的是，当通过吸入二氧化碳引起模拟窒息时，SM-046仍然会表现出恐惧情绪，这说明，恐惧情绪的产生，还依赖于大脑的其他部位，并非由杏仁核单独控制。

除了对恐惧的迟钝，SM-046的性格也表现出明显的异常：她非常外向，极其友善，几乎缺少所有负面情绪，在被陌生人近距离接触时，也不觉得危险，甚至会主动与陌生人亲近，被科学家描述为“有些风骚”。

更重要的是，她很难通过社交线索识别他人的负面情绪，比如无法识别他人面部表情中的恐惧、愤怒，也难以判断他人的可信赖性和可及性。

不过，她能够理解隐私、个人空间等概念，也承认其他人需要比她更多的个人空间。对SM-046的长期研究，不仅帮助科学家阐明了杏仁核的功能，也让我们对恐惧情绪的神经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而悲伤，是一种与损失、分离、失望相关的负面情绪，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宣泄出口”——悲伤相关的生理反应，能够帮助我们发泄压抑的感情，缓解心理压力；而表达悲伤，则能够对周围的同类产生心理安慰，进而巩固社会性动物的群体关系。

在所有情绪中，“有情绪”和“因情绪而妨碍行为”之间的差距，在悲伤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适度的悲伤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心态、应对损失，而过度的悲伤，则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甚至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生存。

提到悲伤，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流泪”——从眼睛里流出液体，这是我们表达悲伤最典型的方式之一。

但很少有人知道，流泪并非人类的专属，在脊椎动物亚门下所有纲的陆生物种里，或多或少都能发现流泪现象。

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反复在非人灵长类、猫、狗、牛、马、骆驼、大象等生物中观察到流泪现象，但这些流泪行为，大多与“情感”无关。

动物的流泪，主要有几种常见的功能：

一是润滑眼睛、给角膜提供营养，这是最基本的生理功能，就像人类的眼睛会分泌泪液来保持湿润一样；

二是清除眼睛里的细菌、灰尘等异物，保护眼睛免受伤害；三是因为眼睛受伤或感染，泪液能够起到一定的清洁和保护作用；

四是生理性的反射，比如想睡觉的时候，眼睛会分泌泪液，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

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动物园里，饲养员一旦发现动物流泪，首先会请兽医检查动物的角膜有没有被擦伤或感染，而不是认为它们“伤心了”。

关于“动物是否会因情感而流泪”，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一部分学者认为，只有人类会因为心理感情而流泪，他们将这种眼泪称为“情感眼泪”，尤其是人类的“抽泣”——即“流泪 出声 呼吸混乱”的组合，在动物界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其他动物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他们认为，情感眼泪是人类高级情感的体现，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许多动物都有悲伤的情绪，只是在自然环境中，它们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情感。

这是因为，在野外环境中，动物如果让眼泪影响自己的视线，或者发出抽泣等奇怪的声音，很可能会被捕食者发现，成为捕食者的目标，这对它们的逃跑和生存非常不利。因此，动物的悲伤情绪，往往不会通过流泪来表达，而是通过其他行为表现出来，比如拒绝进食、停止活动、远离群体等。

大象的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科学家们在野外观察到，当大象的同伴去世后，其他大象会聚集在同伴的遗体旁，用鼻子触摸遗体、发出低沉的呜咽声，并且会在遗体旁停留很长时间，拒绝离开；有的大象甚至会因为同伴的去世而拒绝进食，身体逐渐消瘦。

这些行为，都强烈地暗示着大象可能正处于悲伤之中。

但遗憾的是，我们从未观察到大象因为悲伤而流泪——这或许就是它们在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妥协”，刻意掩饰了自己的情感表达。

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依据，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悲伤并非人类的专属情绪，许多社会性动物，都能够感受到损失带来的痛苦，只是它们表达悲伤的方式，与人类不同而已。而这种差异，本质上都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所有情感中，“爱”是最复杂、最动人的一种。

我们通常认为，爱是人类独有的高级情感，但事实上，大量的非人动物，都有明显的、常人就能理解的涉及爱的举动。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爱之所以能够在哺乳类动物中演化出来，核心原因在于：哺乳类幼体需要成体长时间的照顾，对幼体的正面情感（即“母爱”“父爱”），能够提高幼体的成活率；而成体之间的正面情感，则能够减轻群体内部的摩擦，帮助维持群体的稳定，进而提升整个种群的生存概率。

性的生物学模型，更倾向于将涉及繁衍的“哺乳类的爱”视为一种基本的生理动力，与饥饿、口渴、睡眠欲类似——它的核心目的，是促进个体的交配和繁殖，保障种群的延续。

但人类学家的研究，却让我们对“爱”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她将哺乳类的爱分为三个部分重叠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神经机制和行为表现：

第一个阶段是“欲望”，主要涉及性欲相关的神经回路与神经递质、激素调节，通常持续数天到数个月。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个体对异性（或同性）产生强烈的性吸引力，渴望与对方发生亲密接触，其本质是为了促进交配和繁殖。

在这个阶段，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会显著升高，驱动个体主动寻找配偶、追求配偶。

第二个阶段是“吸引力”，主要涉及性选择塑造的性吸引力和追求方式。

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个体对特定的对象产生个性化的浪漫渴望，不再是对所有异性（或同性）都有兴趣，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对象身上。这种渴望，能够节约个体与大量伴侣磨合的时间和精力，提高交配的效率和质量。通常，这种浪漫渴望会随着对特定对象做出更多承诺和接触而逐渐消退——这也是为什么“热恋期”往往只有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第三个阶段是“依恋”，主要涉及共享衣食住行等资源、照顾对方和后代、防御外来侵袭等职责，以及个体对安全感的需求。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个体与伴侣之间形成稳定的情感联结，不再追求强烈的浪漫和激情，而是更注重陪伴和责任。这种依恋关系，可以长时间持续，甚至贯穿一生。

神经科学的研究，为以上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当人类处于热恋期时，大脑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这些神经递质会刺激大脑中与愉悦相关的脑区，进而引起心率加快、食欲下降、睡眠欲下降、兴奋不已等表现——这种神经反应，与人类摄入可卡因等成瘾性物质时的反应非常相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恋爱会让人上瘾”。

研究发现，这些变化通常会在一年半到三年内消退，之后，大脑的神经反应会逐渐趋于平稳，进入“依恋”阶段。

科学家们的研究还发现，神经生长因子在人们初次恋爱时的水平会显著升高，而在一年后，这种因子的水平会逐渐消退——这或许就是“热恋期”消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通过功能性磁共振（fMRI）技术，科学家们还能够窥测人们的大脑活动，甚至可以根据大脑的神经信号，预测他们何时开始上床、何时开始吵架——这充分说明，爱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可观察、可研究的神经活动。

与“热恋期”的短暂不同，“依恋”关系可以长时间持续。婚姻、后代、共同利益、友情等带来的关系，能够持续数十年，而这种长期的依恋关系，对应的是体内更高水平的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催产素被称为“爱的激素”，它能够促进个体之间的信任、亲密和联结，无论是母子之间、夫妻之间，还是朋友之间，催产素水平的升高，都能增强彼此的情感联结。

血管加压素则主要与男性的依恋行为相关，研究发现，血管加压素水平较高的男性，更倾向于维持稳定的伴侣关系，对伴侣也更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爱并非只与繁衍相关。

早已停止繁衍，或从未繁衍、生物学身体上缺少生殖能力的人，仍然可以对他人或其他物体表达爱意——比如，老年人对子女的爱、朋友之间的友爱、人们对宠物的爱，甚至是对一件物品、一个地方的热爱。这说明，爱已经超越了“繁衍”的原始目的，成为了人类一种重要的情感需求，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虽然人类的大脑皮层突触网络非常复杂，“人的感情”包含了激素之外的大量信息处理，但神经活动本身是可以跨物种比较的。

无论是人类的爱，还是非人动物的爱，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基本的生理功能运作之上，通过情感交流、社会依附等机制保持联系——比如，父母对幼体的照顾、同伴之间的接触、伴侣之间的陪伴，这些行为在人类和许多非人动物身上，都能找到相似的表现。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需要澄清：“性需求”看起来是真实存在的生理需求，而“繁衍需求”“性本能”则是一种假设。

迄今为止，尚无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性行为这样复杂的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

一些科学家甚至提出，人类根本没有性本能，而是依赖从社交环境中进行学习——比如，人类的性行为方式、性观念，都深受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类，性行为方式和性观念存在巨大差异，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性本能”的假设并不成立。

在对动物“爱”的研究中，草原田鼠的案例尤为经典。

草原田鼠是一种罕见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哺乳动物，它们的伴侣关系非常稳定，会共同照顾幼崽、守护领地。研究发现，草原田鼠的大脑中，催产素受体分布非常丰富，而这种受体的分布，是它们形成稳定伴侣关系的关键。

相比之下，与草原田鼠亲缘关系较近的山地田鼠，实行的是乱婚制，它们的大脑中，催产素受体的分布模式与草原田鼠截然不同；如果通过基因操作，改变山地田鼠催产素受体的分布模式，它们的行为也会发生改变，变得更倾向于形成稳定的伴侣关系。这一研究充分说明，催产素系统作为“爱的开关”，在跨物种的情感联结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还有，感情的对象，往往涉及一种重要的能力——“共情能力”（也称为“同理心”）。

共情能力，是指“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能够理解或感受他人在其框架内所经历的事物的能力”。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共情能力是人类独有的高级能力，但从十九世纪开始，动物行为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一次次打破了这种固有认知——共情能力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这类行为至少和哺乳纲一样古老，在许多非人动物身上，都能观察到共情能力的表现。

“共情在各个物种中的演化”，已经成为动物行为学、神经科学领域的常见研究话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已经大量发表。

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涉及共情与关怀的核心神经回路，包括脑干、杏仁核、下丘脑、基底神经节、岛叶、眶额皮质，这些脑区的纺锤体神经元的活动，是共情能力产生的重要生理基础。

纺锤体神经元是一种大型的神经细胞，主要负责处理复杂的情感和社会认知。

早在二十世纪末，科学家们就发现，大猩猩等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存在纺锤体神经元；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科学家们还发现，鲸类大脑中纺锤体神经元的数量，竟然是人脑中的两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鲸类动物（如海豚、虎鲸）能够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性和共情能力。

比如，虎鲸的脑部梭形神经元数量超过黑猩猩，这种与情感、直觉相关的细胞群，正是共情能力的生理基础。

当南非海岸的观鲸船发生倾覆时，曾有十二名落水者被虎鲸群“护送”至礁石区；当挪威渔民被巨浪卷入深海，虎鲸用脊背将他顶向救生筏方向，这些行为都是鲸类共情能力的生动体现。

除了纺锤体神经元，镜像神经元也与共情能力密切相关。

镜像神经元是一种特殊的神经元，当动物自己执行某一行为，或者观察其他个体执行这一行为时，这种神经元都会发放冲动。

镜像神经元于1992年被提出，1996年首次在猕猴身上被发现，从那以后，科学家们在人类、非人灵长类动物和鸟类等多种生物身上，都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的存在。研究表明，人和幼年猕猴的镜像神经元，对动作和声音的反应非常相似——这意味着，镜像神经元可能在跨物种的共情能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长期以来，关于“镜像神经元是否参与共情”的问题，一直缺乏直接的证据，但近年来的一些实验表明，高共情能力的人的镜像神经元活动水平，明显高于低共情能力的人。这也为“镜像神经元参与共情”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此外，功能性磁共振的研究显示，当人类表露出共情能力的时候，大脑中较活跃的脑部构造，正是脑干、杏仁核、下丘脑、基底神经节、岛叶、眶额皮质——这些脑区，没有一个是人类独有的，在许多非人动物的大脑中，都能找到对应的结构。这也进一步证明，共情能力并非人类专属，而是跨物种的一种基本生理能力。

催产素不仅与爱的形成、依恋关系的维持密切相关，还能显著增强人类的共情能力。大量的实验证明，当人体内的催产素水平上升时，共情能力会明显提高。

比如，人和人类婴儿或狗的眼神互动，就会涉及催产素的释放——当我们与婴儿对视、与狗狗互动时，体内的催产素水平会升高，进而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婴儿的哭闹、狗狗的情绪，产生更强的共情。

此外，经鼻吸入催产素，还可以提高人们对虚拟共同体的归属感，让实验者愿意帮助临时组成的队伍里，那些从未见过的陌生人——这也说明，催产素能够促进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与信任。

有趣的是，共情能力在人类的性别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大量的实验显示，人类女性的共情能力，普遍比男性更强，这种差异在成长过程中，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不能简单地用环境影响来解释。一

些学者推论，这种差异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史前时代，女性是儿童的主要养育者和看护者，为了更好地照顾儿童，她们需要更敏锐地理解儿童的非言语表达（比如哭声、表情），并快速做出反应——这种长期的演化压力，使得女性的共情能力逐渐变得更强。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期待在任何会照料幼体的物种身上，找到共情能力——无论它有没有脊椎。因为照料幼体，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共情能力：成体需要理解幼体的需求（比如饥饿、寒冷、恐惧），并做出相应的回应，而这种能力，正是共情能力的基础。

事实上，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无脊椎动物，只要它们有照料幼体的行为，就或多或少会表现出一定的共情能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非人生物共情能力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来自长期的野外观察和实验室研究，充分证明了共情能力的跨物种普遍性：

在灵长类动物身上，无论圈养还是野生，都能观察到明显的共情能力。

野生黑猩猩会照顾被豹子伤害的配偶，为其梳理毛发、寻找食物，甚至会守护在配偶身边，阻止其他动物靠近；当群体中的幼崽受伤时，其他黑猩猩会主动保护幼崽，为其舔舐伤口。

目前的研究显示，倭黑猩猩是非人灵长类动物中，最具共情能力的物种——它们不仅会照顾同伴，还会主动安慰处于悲伤或恐惧中的同伴，比如用拥抱、轻拍等方式，缓解同伴的负面情绪。

大象的共情能力，也早已被科学家们所证实。

成年大象会特别关注沮丧的年轻个体，当年轻大象表现出悲伤、不安的情绪时，成年大象会主动靠近它，用鼻子轻轻触摸它的身体，发出有节奏的低沉声音，就像在“安慰”它一样。

此外，大象还会为逝去的同伴举行“葬礼”——它们会聚集在同伴的遗体旁，用鼻子触摸遗体、发出呜咽声，并且会在遗体旁停留很长时间，之后还会用泥土和树枝，将同伴的遗体掩埋起来。

啮齿目动物虽然体型较小，但也具有一定的共情能力，并且能够引发亲社会行为。

实验室研究发现，老鼠能够共情“熟悉的个体在笼子里感受到的痛苦”——当一只老鼠看到熟悉的同伴被电击、处于痛苦之中时，它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甚至会主动尝试帮助同伴逃离痛苦的环境；但如果是陌生的老鼠，它则不会有类似的表现。

这说明，啮齿目动物的共情能力，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主要针对熟悉的个体，这也与它们的社会性结构密切相关。

海豚的共情能力，更是广为人知。

海豚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会组成庞大的群体，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当群体中的同伴生病或受伤，无法正常游泳时，其他海豚会长时间帮助它停留在水面附近，避免其溺水；当人类溺水时，海豚也会主动靠近，用脊背将人类顶向岸边，或者驱赶靠近人类的鲨鱼，保护人类的安全。

这些行为，都充分体现了海豚强烈的共情能力和亲社会行为。

甚至在无脊椎动物中，也能观察到共情能力的痕迹。

真社会性蚁群，就会使用多巴胺来调节群体行为。实验显示，在一些工蚁能够发育为蚁后的物种里，如果人为提高某只工蚁的多巴胺水平，这只工蚁就会产生繁殖后代的意愿，并会积极地争夺蚁后的地位；而当蚁群中的同伴遇到危险时，其他蚂蚁会主动前往救援，这种行为，也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共情行为。

由此可见，共情能力具有明确的演化、生物化学和神经学基础。

人类的共情能力，与非人动物的共情能力一样，都是建立在基本的生理功能运作之上，通过情感交流、社会依附等机制，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比如，父母对幼体的照顾、朋友之间的接触、同伴之间的帮助，这些行为在人类和许多非人动物身上，都能找到相似的表现。

但需要注意的是，共情能力并非纯粹有利的。

高共情能力的人，虽然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感受、帮助他人，但他们患上涉及精神敏感、紧张、预期不安等症状的心理疾病或症候群的概率，也高于常人——比如，高共情能力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负面情绪的影响，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另一方面，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和精神病态者的共情能力，会大幅下降，但他们仍然可以在人类社会中生存，并做出不同幅度的贡献，并不是每一个都会犯罪——事实上，不少CEO、艺术家和学者，都能在海尔氏精神病态量表里获得高分，他们虽然共情能力较弱，但在逻辑思维、决策能力、创造力等方面，可能具有明显的优势。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情感、共情等能力，并非人类的专属，许多非人动物也拥有这些能力。

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然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某种能力，是不是只有人类才有？”其实，我们可以掌握一个简便的判定方法，快速找到答案。

这个方法很简单：当你知道人的某项能力是人们早就发现了的，如果这项能力是人类独有的，那么早在你出生之前，人们就会将这项能力“吹上天”。

你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了不止一两年，一定会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人类之所以是万物之灵/是最高等动物/能建立文明，就是因为“某某某”——这里的“某某某”，就是人类独有的、被广泛认可的能力，比如语言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创造工具的能力等。

相反，如果一项能力，没有被大众媒体这样广泛宣传，没有被人们视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那么它绝对不会满足“人类之外没有其他生物有这项能力”。比如，情感、共情、恐惧、愤怒等能力，我们从未听说过“人类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类有情感”这样的说法，这也从侧面证明，这些能力并非人类专属，其他动物也拥有。

这个判定方法，虽然简单，但却非常实用，它背后的逻辑，是人类对自身“独特性”的追求——人类总是希望找到自己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找到自己“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而那些真正独有的能力，必然会被广泛宣传、深入人心。而那些没有被广泛宣传的能力，要么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要么是人类并不具备绝对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