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中国作战时，为何如同野兽一般？从她们的妻子可以了解
这并非孤立的例子，当时的日本社会将此类行为视为模范典范予以推广。千代子的去世对其丈夫造成了直接影响，井上清一未举行丧事，便佩戴染血的头巾，返回东北前线。在抚顺平顶山村，他领导部队屠戮了超过三千名中国 civilians，包括老人、儿童和妇女。
日军首先用机枪扫射群众，然后用刺刀检查是否仍有幸存者，甚至拔出孕妇腹中的婴儿，最后用汽油焚烧尸体，甚至崩塌山体来掩盖痕迹，焚毁了整个村庄。
这就是平顶山惨案，井上清一被视为主要责任人。之后，他升任大佐，在侵华战争期间继续实施了多项罪行。日本投降之后，他返回日本，未受到任何惩戒，之后的去向也未曾查明。
在1932年10月，东京成立了国防妇女团体，起始时只有40名成员，皆为家庭主妇。她们身穿白色围裙，肩挎挂带，活跃于街道、车站和港口，宣传宣传活动，讲述千代子的经历，劝导妇女支持丈夫参军上战场。
该组织迅速发展，一年内成员数量激增至十万，与其他团体合并，组成了大日本妇人会，成员总数接近一千万，几乎涵盖了日本一半的已成年女性。
这些妇女完成了许多任务，例如缝制“千人针”护身符，据传能够保佑士兵平安，她们会请求路人帮忙缝一针，累积到一千针后寄往前线。此外，她们还写信给丈夫，敦促他们多立战功，在出征仪式上挥舞太阳旗，为士兵们提供精神上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