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盛唐至晚唐这二百年里，众多文人雅士借诗歌反复回味着同一个辉煌岁月。

杜甫一生大多时候都被忧愁笼罩，他在《复愁十二首》里写道：“贞观年间那铜牙强弩，开元时候的锦绣兽弓。花门山前曾显威风，如今却只能被弃于沙场之中。”他亲眼见证唐朝从开元盛世的辉煌顶点逐渐衰落，长期战乱让国家日益走向衰败，不禁对大唐军队往昔纵横四方的辉煌岁月发出感慨。

唐元和时期（806年到820年那会儿），白居易看了初唐传下来的《秦王破阵乐》，就照着那曲子的节奏写了首长篇叙事诗《七德舞》。他从“唐太宗十八岁就起兵，拿着白旗黄斧平定了两座京城”写起，一直写到“到现在都过去一百九十年了，天下人还在传唱这曲子”，诗里回顾了贞观年间的好政策、有功的大臣和打仗的将领，可惜啊，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风气早就变差了。

许多年过去，杜牧行至长安朱雀街东侧魏徵的旧宅，忆起这位敢于直言进谏的“铁骨谏臣”，当年他与另一位大臣封德彝辩论时，为唐太宗指出了正确的治国之道，可到了晚唐，却再没有这样的贤能之臣能挽救衰败的王朝了。杜牧感慨时局、愤世嫉俗，挥笔写下诗句：“夏虫岂能盼冬雪，贤才怎被庸人识。贞观盛世成往事，老天未留封德彝。”

盛唐、中唐还有晚唐的诗人们，总爱追忆大唐最鼎盛时的那些美好时光。那个让他们心心念念的太平盛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贞观之治”。哪怕到了五代时期，这也还是文人墨客们常常写进作品里的热门主题，史书上记载着：“贞观时代的遗风，至今仍被传颂歌咏”。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肖像画，图片来自网络。

不管唐代诗人们如何赞美贞观年间的繁荣盛世，可谁也不能否认，大唐那段辉煌岁月，其实是从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拉开序幕的。

公元626年武德年间，当时29岁的秦王李世民，在跟太子那一派的你争我斗里，亲手除掉了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又逼着自己的老爹唐高祖李渊让出皇位，坐上了原本怎么也轮不到他的皇帝宝座。

玄武门那场血雨腥风的变故，悄然开启了贞观盛世的篇章，却也渐渐被太平盛世的荣光所遮蔽。贞观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曾在玄武门设宴款待群臣，宴后，大臣杜正伦挥毫写下《玄武门侍宴》一诗，那初现的帝国辉煌，就如同宫中这场欢宴，正缓缓铺展开来。

君主闲坐朝堂后，悠然赏景林泉间。

推窗便见皇家苑，野地铺开美酒宴。

杂乱歌声随风荡，飘扬彩旗空中悬。

玉池之水甜如酒，云间楼阁雾气绕。

清露映着朝阳升，暖风轻拂似琴弦……

可李世民却把兄弟给杀了，还把父亲囚禁起来，朝廷内外各路人马都闹翻了天，特别是那些地方上的反对势力，正打算搞出一场大乱子。

驻守成都的益州行台仆射窦轨是李世民的铁杆支持者，可他手下有个叫韦云起的却是李建成那边的人。窦轨把一帮下属召集起来开会，声称收到了朝廷的诏书。韦云起心里一紧，觉得不对劲，便追问窦轨诏书在哪。

窦轨根本没给韦云起反应的时间，直接就骂他意图谋反，韦云起还没来得及开口辩解，窦轨就把他和他的心腹们全给抓了，当场下令杀掉。这还没完，窦轨在成都又大开杀戒，把好多李建成那边的人给杀了，就连平时跟他有点小矛盾的无辜官员，也没能逃过一劫。

北方幽州那地儿，也有人趁着两派争斗生事。

幽州的大头领庐江王李瑗和李建成关系铁得很，他的手下王君廓听说李建成垮台了，就想着把领导卖了换功劳。玄武门那场大变故后，王君廓先忽悠李瑗起兵给太子报仇，接着自己却找个平叛的由头搞兵变，鼓动幽州的士兵把只剩几百亲信的李瑗围得水泄不通，把他勒死，脑袋送到长安，自己则坐上了幽州都督的位子。

李世民此时才明白，眼下的头等大事是平息党派间的争斗，不然国家会再次陷入动荡。曾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尉迟敬德也曾劝李世民：“祸首是那两个凶徒，他们已受到应有的惩罚。若再牵连他们的同党，国家就难以安宁了。”

就这样，李世民颁布了赦免全国的诏令，还派大臣到各地去安抚民心，原先太子那一派的好多人都被宽恕了。李世民以他的宽广胸怀把敌人变成了朋友，也因此收获了助力贞观之治的关键人物之一——魏徵。

魏徵以前是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常常给李建成出主意想办法。玄武门之变才过去没几天，李世民就赶忙召见了这个让他觉得有威胁的人，开口就问：“你为啥要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

魏徵不慌不忙地回应说，要是太子当初肯听我的劝告，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一个本该问罪的臣子竟这般口无遮拦，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魏徵这下必死无疑了，可李世民却不生气了，反而以礼相待，还打算重用这位曾经的对手。李世民看重魏徵的才能，而魏徵也因在贞观年间敢于直言进谏，得以名垂青史。两人就此放下过往恩怨，此后配合默契，共同书写了贞观之治的一段传奇。

魏徵曾作了一首《赋西汉》，有专家觉得这首诗是专门献给唐太宗的：

兵临轵道之际，群雄竞逐赴鸿门之约。

策马行至渭桥畔，细柳营中阅雄兵。

夜晚在柏谷设宴欢聚，清晨又前往杜原游玩。

全靠叔孙定的礼仪，才显出皇帝的尊贵。

“借汉说唐”是唐诗里常用的高明技巧，魏徵这首诗明面上写的是汉高祖刘邦，实则是在劝唐太宗要效仿汉代那些贤明的君主，广纳贤才，好好治理国家。魏徵觉得，汉高祖虽灭了秦、楚，威风八面，但汉朝的文治根基，还是靠儒生叔孙通帮他制定朝廷礼仪才打下的。要是没有叔孙通，西汉那些开国功臣进宫议事，估计不是聚在一起喝酒争功，就是拔剑砍柱、大喊大叫，把朝廷搞得像闹市一样。

唐太宗李世民大半辈子都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年纪轻轻就历经无数生死考验，可他心里清楚，靠武力打下的江山，坐上皇位后那套就不灵了，得学会怎么治理国家，才能让天下太平。刚登基两个月，他就和封德彝、魏徵两位大臣，就治国的大方向展开了一场重要讨论。

封德彝原本是隋朝的老臣，后来归顺了唐朝，还受到重用当上了宰相，他可是“霸道”那一套的坚定支持者。封德彝觉得，自从上古之后，社会风气就越来越差，秦朝用严酷的法律，汉朝则是霸道和王道混着用，不是没法把天下治理好，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也就魏徵这种死读书的人才会信什么圣人用仁政就能管好天下的说法。封德彝觉得就该对老百姓严格管控，用“霸道”来治理国家。

魏徵对封德彝的主张坚决不认同，他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治理办法”，时代不同政策也得跟着变。大乱之后往往能迎来大治，老百姓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肯定会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这就好比饿极了的人不会挑三拣四，只要朝廷施行仁政，国家就能安定、百姓就能安乐。而且，圣人治理天下，君臣一心、上下齐心，三五年时间就能把国家治理好。魏徵主张用仁政来安抚百姓，这和封德彝的路线在看待国家与百姓关系这一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贞观年间那场政治路线的大讨论里，以关陇贵族为首的朝廷大官们大多不赞同魏徵的主张。他们迷信强权，觉得国家要是衰败灭亡了，责任不在朝廷，而是老百姓自身有问题。他们认为靠仁政和教化根本没法解决难题，只有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统治，儒家思想只是做做样子，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得好。

李世民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没理会那些皇亲国戚的阻拦，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少数人那一边。贞观刚开始那几年，他和魏徵想法一致，都更倾向于走王道这条路。

两年后，唐太宗向大臣王珪发问：“近来的君臣治理国家，为啥总不如古代做得好呢？”古人常有点怀念过去，觉得上古那三个朝代简直完美得没话说，这就好比每个男生心里都有个难以忘怀的童年女神一样。

王珪这人也是主张效仿古制的，他跟唐太宗讲：“以前的帝王治理国家，都追求清静无为，把老百姓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可到了近世，却只知道损害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唐朝刚建立时，为防止重蹈前朝覆灭的覆辙，唐太宗李世民借鉴隋朝灭亡的教训，推行了许多体恤百姓的仁爱政策。正如白居易在《七德舞》中所赞："建功立业何其快，全凭真心换民心……不仅善战善择机，更以诚意得人心。"

唐太宗李世民当皇帝时，实施了均田政策，减轻百姓赋税徭役，后来甚至到了“一斗米只值三文钱”的地步，让自隋朝末年以来四处漂泊、无家可归的百姓能吃饱穿暖，经济也逐渐恢复生机；他还释放了自隋朝以来被困在皇宫里的数千名宫女，并花重金赎回了被各少数民族抓走的上百万百姓，这么做是为了鼓励大家结婚生子，弥补因战争减少的人口数量；贞观十一年，河南遭遇严重水灾，他下令拆掉部分宫殿园林，用这些材料为受灾百姓修建房屋。

有这么个事儿，成了唐太宗克制私欲、体恤百姓的典型例子，后来这事儿还被安到了别的帝王头上。

唐太宗贞观二年（也就是628年），京城周边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还闹起了蝗灾。李世民到皇家园林查看时，看到好多蝗虫，便随手抓了几只要往嘴里送，边吃边骂：“老百姓靠种粮食过活，你们却把粮食给吃了，这太坑百姓了。就算百姓犯了错，那也是我的错，你们要吃就吃我的心，别祸害老百姓。”身边的人赶紧拦住他，说吃蝗虫会得病的。

李世民却道，朕正想通过吃蝗虫来把灾祸转移走，自己生病算不得什么，无需忌讳，说完便把蝗虫吃了下去。

唐太宗把百姓放在重要位置，有他独到的见解和主张。

公元632年贞观年间，唐太宗和魏徵聊天时感慨：“当皇帝的，要是贤明有道，百姓就拥护他做主；要是昏庸无道，百姓自然会抛弃他，这真让人敬畏啊。”李世民这话分量可不轻，直接否定了汉代儒家那套“君权是老天给的”说法，意思就是皇帝要是干得不好，那就是不合法，老百姓有权把他赶下台。这观点，比欧洲资产阶级闹革命可早了整整一千年呢。

旁边的魏徵听了领导的话，立马竖起大拇指夸道：“老话说得好：‘君主就像船，百姓就像水。水能托起船，也能掀翻船。’陛下您觉得这得警惕，真是圣明啊。”（《贞观政要》）

当年反对魏徵的封德彝在贞观元年便去世了，没能亲眼看到李世民掌权后开创的繁荣盛世。所以杜牧才写下“可惜贞观迎太平，老天却未留封德彝”这样的感慨。

李世民没因一时的仁慈宽厚，就丢掉让四方臣服的壮志，他国内推行仁爱之策，国外则秉持主动开拓、勇往直前的态度。

唐太宗贞观时期，突厥不断骚扰大唐边境。李世民刚登基时，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亲自带着大军，一路攻打到渭水河畔。当时国家内外麻烦不断，李世民只能离开长安，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当面交涉，最终双方没打起来。不过，颉利可汗也没能高兴多久，四年后，李世民就派遣李靖、李勣两位大将出征，一举消灭了东突厥。

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国等势力被一一平定后，围绕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部落，都慢慢归顺了李世民，还给他起了个特别尊贵的称号——“天可汗”。就连日本、新罗（在朝鲜半岛东南边）、林邑（就是现在的越南中部）这些国家，也都争着派使者来大唐，不远万里来拜见大唐皇帝，想跟大唐搞好关系。

唐军大胜而归，满心欢喜的李世民回到了老家武功（现在陕西咸阳那块儿）。他高兴得不得了，大摆宴席，边喝酒边作诗，就像汉高祖刘邦当年高唱《大风歌》一样，他也写了一首尽显帝王风范的诗《幸武功庆善宫》：

寿丘留存着往昔痕迹，酆邑是昔日的根基。

我承继先祖之业，生来便担此重任。

年少恰逢时局变，仗剑立志救苍生。

挥师平定四方域，恩泽安抚诸邦国。

翻山越岭都来归附，漂洋过海也心怀向往。

单于伴驾武帐中，每日随行护文臣。

皇帝临朝听政面对四方贤才，不妄为而让百官各司其职。

寒霜映出秋日景，薄冰凝于水岸边。

原野处处泛金黄，京城周边谷穗长。

同聚归乡盛宴里，喜乐赛过大风辞。

这位胸怀广阔的“天可汗”说道：“历来大家都看重中原，轻视边疆民族，可我却对他们一视同仁。”

根据《唐六典》的记录，唐朝和三百多个国家及地区都有过交流往来。丝绸之路最西边的东罗马帝国，在贞观十七年（也就是643年）的时候，从君士坦丁堡（现在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派了使者过来，还带来了赤玻璃等西方的特产，送到了长安。历史的故事说明，这两座曾经无比繁华的千年古都，在大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交集。

贞观盛世的辉煌，不是李世民单打独斗的结果，而是整个贞观时期创业团队齐心协力的成果。李世民懂得用人唯贤，也愿意听取谏言，他打造的朝廷班底，让唐朝的诗人们羡慕了好几辈子。

杜甫在《行次昭陵》这首诗里，描绘了贞观之治时期的那支杰出队伍：

朝中官员多效仿古人，满朝文武半数是迂腐老学究。

直言何惧受屈辱，贤才之路自坦途。

贞观年间最出名的搭档要数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了，房玄龄擅长出谋划策，杜如晦则精于判断抉择，两人合称“房谋杜断”。他们从李世民还在秦王府时就跟随左右，助他登上皇位，后来又帮他处理繁多政务、执掌朝政大权，一同谋划了贞观初期国家的重要事务。唐太宗曾感慨，每次讨论政事，自己犹豫不决时，就等杜如晦来拍板定夺，而最终采用的往往是房玄龄的主意。

房玄龄差不多一直陪着李世民走过了整个贞观年间，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李世民专门让人在宫墙挖了个门，好随时派使者去询问房玄龄的病情。

杜如晦年纪轻轻就不幸离世，时间是在贞观四年（630年）。他走后，李世民只要碰到什么稀罕玩意儿，就会想起他，总会差人送些给杜如晦的家里人。时间一长，每次提及杜如晦，李世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对这位逝去的大臣如此厚待。

唐朝有对特别能干的宰相组合叫房谋杜断，但要说起唐太宗李世民最出名的搭档，那还得是魏徵。魏徵这人性格特别突出，最让人记住的就是他敢当面骂皇帝。他一辈子给皇帝提意见，说的话加起来有几十万句，从来不怕掉脑袋，经常把李世民怼得直犯嘀咕。

人都会有高兴、生气、悲伤和快乐的时候，李世民从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偶尔也会火冒三丈。有回，他被魏徵当面顶撞得气不打一处来，回到宫里还是怒气冲冲，对长孙皇后嚷道：“我非得宰了那个土包子不可！”

长孙皇后便问：“这是在说谁呀？”李世民答道：“还不是那个魏徵，老是在满朝大臣面前让我难堪！”

长孙皇后素以贤良淑德闻名，听闻丈夫要处死忠心耿耿的大臣，她顿时不吭声了，转身回房换上庄重的礼服，恭恭敬敬站在庭院中向丈夫行礼，笑着说：“我听人说，君主英明，臣子才会正直。现在魏徵这么敢直言，不正是因为陛下是明君吗？我怎能不向陛下道贺呢？”李世民一听，火气立马就消了，毕竟老婆和魏徵的话，都得往心里去啊。

唐太宗这辈子都铭记着这位敢于直言的大臣，他曾感慨：“自贞观年间起，对我尽心尽力，忠诚进谏，让国家安定、百姓受益，成就我今日功业的，被天下人称赞的，就只有魏征一人啊。”

魏徵为人刚正又严于律己，这体现了贞观年间那种积极向上的时代风貌，而且当时朝廷里不少大臣都有这样的品格。

岑文本当上中书令这么高的官后，自家住的屋子还是又小又潮。直到贞观十九年他跟着去打辽东，最后病死在那里，都没借着当官的便利给自己置办家产，一直过着穷日子，心里头最惦记的就是家里的老母亲。

户部尚书戴胄同样如此，他虽掌管着掌管钱粮的肥缺、把控着国家经济大权，可家里却穷得连买房的钱都没有，去世时家中连个祭拜的地方都找不出，遗体都没地方安放，最后还是皇帝下令专门为他建了座庙。

杜甫在《夏日叹》这首诗里，一边回想过去一边感慨当下，叹着气说：“遥想贞观刚开始那会儿，真没法再和那些贤才一起共事了。”诗里说的“数子”，其实就是贞观年间的那些有名的大臣。杜甫四处漂泊、心里装着国家和百姓的苦难时，朝廷里早就没有像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这样能干的大臣了。

唐朝的诗人们回想起贞观年间的盛世，其实也是在想念那个能让贤臣们大展身手的时代。

杜甫的愁绪，乃至整个唐代诗歌里那种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多少都带着贞观年间遗风。唐太宗特别能听得进劝谏，总说自己既怕辜负上天期望，又怕百姓心生怨怼，巴不得有正直之士直言进谏，好让他知晓民间疾苦，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没怨气。

贞观年间开创了唐朝允许自由发表言论的风尚，同时也催生了唐诗中批判社会现实的精神及政治理念。正如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所讲：

这段话要表达啥呢？简单说，唐诗那时候敢批评时事，正视现实状况。可后来到了文字狱盛行的时期，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有骨气的文人也就少得可怜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成了那个盛世里不能不看的一个方面。

国家繁荣昌盛，四方来贺的热闹场景里，晚年的唐太宗渐渐骄傲自满起来，有回竟在众臣面前夸口：“朕的功绩，史书哪能写得完。”自负的李世民不再乐意听人劝谏，大臣们自然也就不敢再直言相告了。

唯有魏徵察觉到了这其中的转变，他向李世民进言道：“陛下如今想行善事的决心不如往昔，听到过错就改的行动也比以前少了，责罚累积得越来越多，发怒时也只是稍微严厉些。”魏徵这其实是在告诉李世民，皇上啊，您现在对臣子们的劝告越来越听不进去了，还老是动怒，这可不是个好现象。

更厉害的指责还在后头呢。魏徵讲道：“国家是安稳还是危险，其实道理明摆着。想当年隋朝还没乱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肯定不会出乱子；还没灭亡的时候，也自认为绝对不会亡国。所以不停地征税派役，连年打仗，直到大祸临头了都还没醒悟过来。”李世民一直把表叔隋炀帝当作反面例子来警示自己，可如今魏徵却讽刺他阻塞进言之路，不思悔改，活脱脱就是隋炀帝的翻版。

唐太宗压根儿听不进劝，年纪大了，渐渐沉溺于享乐奢靡的日子里。

贞观刚开始那几年，李世民还算是个体恤百姓的好皇帝，可到了后来，他开始大肆修建宫殿，强征民夫士兵来干活，还放出话来：“老百姓闲着没事干就会骄奢淫逸，让他们干点活就容易管了。”洛阳、骊山、宜春、汝州这些地方，一栋栋宫殿接连建起，全都是为了满足李世民的私欲。随着工程越搞越大，有的百姓为了躲这繁重的劳役，甚至狠心砍断自己的手脚。李世民知道后，还专门下令：“从今往后，再有自己弄伤自己的，按法律治罪，照样得服徭役。”

李世民之所以离世，或许和他晚年那些不靠谱的行径脱不了干系。年纪渐长，身体每况愈下，他对死亡愈发恐惧，竟听信方士那套长生不老的说法，在宫里捣鼓起炼丹的事儿。结果呢，这些丹药没让他的身子骨强健起来，反倒让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

房玄龄这位著名宰相，辅佐李世民长达二十余载，到了贞观末年，也不得不顺着李世民的心意行事，好让自己在复杂的官场中安稳度日。那时，房玄龄受命负责监修国史。李世民心里清楚，按历朝历代的规矩，帝王是不能翻看当朝的起居注的，但他却执意要看，这一要求刚提出来，就有官员站出来强烈反对。

谏议大夫朱子奢赶忙上奏劝阻，说：“要是这么干，会给后世史官招来大麻烦，太可怕了。史官要是都怕死保命，那悠悠千年之后，谁还能知道真实情况呢？”朱子奢严厉指责，陛下此举若被后世效仿，史官为躲避灾祸都替当朝皇帝掩盖错误、偏袒维护，那哪还有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呢？

房玄龄当时不敢触怒唐太宗，便舍弃了自己的原则，把原本的“起居注”改称“实录”后献给皇帝，想以此蒙混过关，结果却成了个坏先例。

事情开头往往都不难，难的是能坚持到最后。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时，魏徵没等到亲眼见证唐太宗始终如一地自我反省，便与世长辞了。下葬那天，李世民登上高楼，望着这位重臣的灵车缓缓远去，随即写下一首诗，悲叹道：

抬眼望情深难尽，泪珠儿簌簌空自流。

往日同伴皆不在，美好春光与谁赏。

李世民受了沉重打击，一想到魏徵就满心失落，不禁说出那句流传千古的话：“用铜作镜子，能照见衣冠是否端正；用历史作镜子，能明白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能看清自己的得失。我常常靠着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犯错，如今魏徵走了，就少了一面镜子啊！”

魏徵离世六年后，也就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晚年的他没了魏徵这面“明镜”，被儿子们的皇位争夺、辽东的征战，还有对功臣的怀疑所困扰，贞观时期的盛世景象到了后期已黯淡不少。

魏徵如同李世民的明镜，贞观之治也恰似历史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君主贤明、臣子忠诚的政治风貌，展现了大唐鼎盛时期的辉煌成就，同时也暴露了“人治”模式下的懈怠与衰败。

参考文献：

《贞观政要》这部书，作者是唐代的吴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

《旧唐书》由后晋的刘昫编撰，中华书局于1975年出版

《新唐书》由宋朝的欧阳修与宋祁共同编撰，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

《资治通鉴》这部书，是宋朝司马光所著，由中华书局在2009年出版。

《全唐诗》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于2008年在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