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三千万灾民在饥饿中挣扎，一名嚼草根的女人瘫坐在地，眼神空洞如破锅盖：这张照片，为何让世界失语？

001

一九四二年春天，河南开封以东的田野上，一个女人蹲在干裂的土地里，手里捏着一撮枯黄的草根，正往嘴里塞。

她的身边，没有哭喊的孩子，没有搀扶的丈夫，只有她自己。破旧的棉袄裹着瘦成骨架的身子，头发散乱地搭在额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嚼得很慢，像是咀嚼一块嚼不烂的骨头，又像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完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动作。

不远处，另一个女人已经躺下了。躺下的那个不再动弹，蜷缩的身子像一只被丢弃的破麻袋，任由三月的风吹着。蹲着的这个女人没有看她，也没有站起来走开，只是继续嚼着嘴里的草根。

这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后来拿到的一张照片的原始场景。拍摄者是他的同行哈里森·福尔曼。按下快门的那一刻，福尔曼的手在发抖。他不是没见过死人，但眼前这个活着的女人，比死人更让他心悸。

她嚼的不是野菜，不是树叶，而是枯死的草根——那种连牲口都不愿意拱的东西。草根上沾着干土，土里没有水分，草根本身硬得像干柴。可她还是嚼着，一下，两下，三下，腮帮子艰难地蠕动，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吞咽声。

她咽不下去。草根划破了她的嘴角，渗出一丝血，她也没擦。

这个女人叫什么，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没人知道。白修德后来在笔记里只写了一句话：“她坐在地上，嚼着草根，眼神空洞得像破了洞的锅盖。”

锅盖破了，还能补。眼神破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春天，河南三千万人，活着的，都在找草根。

002

三门峡往东，沿着陇海线走下去，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焦土。

一九四一年冬天，河南就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雪。老人们说，这叫干冬，干冬之后必是荒春。没人想到，这个“荒”会荒到让人吃土。

一九四二年三月，开封、许昌、周口一线，最先断了粮。农民家里，缸是空的，坛是空的，连老鼠都跑光了。往年这个时候，地里该有返青的麦苗，野菜也该冒头了。但那一年，地是裂的，苗是枯的，野菜的影子都见不着。

人们开始找一切能塞进嘴里的东西。

榆树皮最先被扒光。把树皮剥下来，晒干，碾成粉，掺上一点麸皮，能熬成糊糊。这东西有个名儿，叫“榆皮面”。吃起来滑溜溜的，带着点涩，咽下去之后，胃里沉甸甸的，像是塞了块石头。

榆树皮扒完了，就扒杨树皮。杨树皮苦，难以下咽，但总比饿死强。杨树皮扒完了，就扒槐树皮、椿树皮、柳树皮。路边那些树，从根到梢，全被扒得光秃秃的，露出白花花的树干，像是被剥了皮的人。

树皮扒完了，就挖草根。

草根这玩意儿，平时连猪都不爱吃。但那时候，一块长着草根的地，能引来几十个人抢。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用树枝子刨，用破瓦片铲。谁抠出一把草根，就往嘴里塞，嚼两下，囫囵吞下去，再接着抠。

有个从尉氏县逃出来的老人后来回忆，他亲眼看见一个女人，蹲在路边抠草根，抠着抠着就不动了。他走过去一看，人已经死了，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来得及塞进嘴里的草根。

他把她手里的草根掰出来，塞进了自己嘴里。

说这事的时候，他九十多岁了，眼泪早已流干，只剩下浑浊的眼珠和干瘪的嘴唇。他说：“你别骂我，那时候，活着的人，谁没吃过死人手里的东西？”

003

白修德和福尔曼坐着火车从郑州往洛阳走的时候，车窗外的景象让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一九四三年二月，灾荒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火车开得很慢，慢到能看清路边每一具尸体。白修德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每过一里地，就能看到新鲜的尸体。”

尸体什么样？

有的倒在路边，蜷成一团，像睡着了。有的趴在田埂上，脸埋在土里，像是在啃地。有的仰面朝天，嘴张着，牙露着，眼眶是两个黑洞。有的身上盖着破席子，有的连破席子都没有，就那么扔着，任由野狗啃。

野狗也饿。饿极了的狗，眼睛是红的。它们不怕人，人走过去也不跑，只是抬起头来，嘴角滴着血，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火车上，有人朝窗外扔了一小块馒头。馒头刚落地，一群人就扑了上去。有老人，有孩子，有抱着婴儿的妇女。他们抢成一团，有人被推倒，有人被踩在脚下，有人抢到一口，还没来得及咽，就被另一个人从嘴里抠了出来。

馒头最后碎成了渣，混着泥土，被舔得干干净净。

白修德把脸从车窗边移开，掏出笔记本，手抖得写不出字。他问旁边的福尔曼：“这些人，还是人吗？”

福尔曼没回答。他举起相机，对准窗外，按下了快门。镜头里，一个女人瘫坐在地上，嘴里嚼着草根，眼神空洞地望向前方。

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了全世界。

004

一九四二年四月，蝗虫来了。

先是豫东，后来是豫南、豫中，铺天盖地的蝗虫，像一片移动的乌云，遮住了太阳。它们飞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翅膀扇动的声音像刮大风，嗡嗡嗡的，震得人耳朵发麻。

蝗虫落下来，地里的庄稼就完了。麦苗被啃得只剩光杆，野菜被啃得连根都不剩，树叶被啃得光秃秃的。有些地方，连草都被啃光了。

蝗虫吃完了庄稼，开始吃人吃的东西。它们钻进屋里，啃粮食，啃咸菜，啃腌肉的坛子沿儿。有人家的孩子饿得哭，哭累了睡着了，蝗虫爬到他脸上，啃他的嘴角，啃他的眼皮，啃得鲜血直流。

人们开始吃蝗虫。

抓一把蝗虫，扔进锅里，烤熟了，嚼着吃。有人说，蝗虫吃起来像虾，香得很。但也有人说，吃蝗虫拉肚子，拉得人站都站不起来。

拉肚子也得吃。不吃就饿死。

蝗虫吃完了，吃蚂蚱。蚂蚱吃完了，吃蚂蚁。蚂蚁吃完了，吃土。

许昌县一个村的村民们发现，村东头有一块地，土是白的，捏碎了能当面粉。他们把白土挖回来，和上一点野菜叶子，煮成糊糊，哄孩子吃。孩子吃了，肚子胀得像鼓，几天拉不出屎。有的孩子，就这么胀死了。

那块白土，后来被叫作“观音土”。老人们说，闹饥荒的时候，这东西救过很多人的命，也害死过很多人。

005

一九四二年夏天，逃荒的人流开始在河南的大地上涌动。

三百万人，从许昌、洛阳、郑州、开封出发，沿着铁路、公路、乡间小路，一步一步往西走。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陕西。听说那边还有粮，那边还能活。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迁徙。大部分人不知道陕西有多远，不知道路上要走多久，不知道到了那边能不能活。他们只知道，留在家里，只有死。

逃荒的队伍，拖家带口。男人挑着担子，一头是破棉被，一头是空锅碗。女人抱着孩子，背上背着老人。孩子小的，绑在胸前；孩子大的，拽着衣角，跟着走。老人走不动的，由儿子背着，女儿扶着。

走不动的人，就倒在路边。

倒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停下来扶。不是心狠，是扶不动。每个人自己都只剩一口气，多停一分钟，自己也可能倒下去。

有个从荥阳逃出来的女人，后来在西安活了下来。她晚年时对孙子讲起那段路，说：“我一路上，不敢回头。回头一看，路上躺着的都是人。有认识的老乡，有隔壁的婶子，有小时候一块玩过的姐妹。我不敢认，假装没看见，低着头往前走。”

“最怕的不是看见死人，是看见活人。活人比死人更吓人。活人眼睛是直的，脸上是木的，走着走着就倒下去，倒下去就起不来。你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倒下，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从他身边绕过去，接着走。”

006

洛阳火车站，是逃荒路上最大的关卡。

陇海线的火车，从东边开过来，到洛阳就停。往西去的火车也有，但很少，很挤，挤得连车顶上都爬满了人。

一九四二年秋天，洛阳火车站外的广场上，每天挤着上万逃荒的灾民。他们坐在地上，躺在包袱上，靠在墙上，一动不动，像一堆堆等待腐烂的垃圾。

警察拿着柳条鞭子，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看见谁碍事，上去就是一鞭子。没人躲，也没人吭声。被打的人只是缩一缩脖子，把身子挪一挪，接着坐着。

火车站的月台上，每天都有人死去。有的死在等车的时候，有的死在刚下车的瞬间，有的死在爬上火车的前一秒。死去的人，被抬到一边，堆成一堆，等着人拉走。

有个女人，在月台上等了三天，就为等一趟往西去的火车。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已经死了，她还抱着。有人劝她把孩子放下，她不听，就那么抱着，一直抱到自己也倒下。

她倒下的时候，孩子还抱在怀里。两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像睡着了一样。

007

白修德和福尔曼到达洛阳的时候，是二月。天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他们从火车站走出来，看见的第一眼，是一排躺在墙根下的尸体。一共五具，三男两女，有一个是孩子。尸体已经僵硬，脸色青灰，眼睛半睁着，嘴角还挂着干涸的呕吐物。

白修德站住了。他问身边的翻译：“这些人，没有人管吗？”

翻译是个本地人，三十多岁，已经在洛阳待了半年。他苦笑了一下，说：“管不过来。每天都有几十个。收尸的人忙不过来，就让他们先躺着，等着。”

白修德又问：“他们吃什么死的？”

翻译说：“有的吃了观音土，拉不出来。有的吃了树皮，消化不了。有的什么都没吃，饿死的。”

白修德没再问。他掏出相机，拍下了那五具尸体。快门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

旁边有人围过来看。不是看尸体，是看他们这两个外国人。一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盯着白修德的相机看了半天，突然问了一句：“你拍这些，能当饭吃？”

白修德没听懂。翻译把话翻给他，他愣住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老头也没等他回答，转身走了。走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拍吧，拍下来，让外面的人看看，看看河南人是怎么死的。”

008

白修德在洛阳待了五天。五天里，他走遍了洛阳城里城外所有能去的地方。

他去过粥厂。

粥厂是政府设的，每天施舍一顿稀粥。说是粥，其实就是一锅热水，里面飘着几粒米，几片菜叶。排队的人从粥厂门口排出去二里地，一排就是一天。

白修德看见，有个老太太端着碗，排在队伍最后面。她的碗是破的，碗沿儿缺了一大块，碗底有个裂缝，用破布塞着。她双手捧着碗，眼睛盯着前面的人，眼神像盯着一根救命稻草。

队伍走得慢。从早晨走到天黑，老太太才走到粥棚跟前。掌勺的人舀了一勺稀粥，倒进她的碗里。粥顺着裂缝流出去一半，流到她手上，她赶紧用嘴去舔。舔完了手，碗里的粥只剩一个碗底。她端起来，一口喝掉，然后把碗翻过来，用舌头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白修德站在旁边，看着她舔碗。她舔完了，抬起头来，正好对上白修德的眼睛。她没有害羞，没有生气，只是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掉光了的牙。

那笑容里，没有苦，没有恨，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白修德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那是什么。

那是活着的人，对还能活着这件事，仅剩的一点庆幸。

009

白修德在洛阳城外，见到过一场葬礼。

说是葬礼，其实什么都没有。没有棺材，没有纸钱，没有哭声。一个男人，用一辆独轮车，推着他死去的妻子，走到城外一个土坑边。

土坑是现挖的，不深，也就两尺。男人把他妻子从车上抱下来，放进坑里。他的妻子很瘦，瘦得像一捆干柴，他抱起来的时候，轻得让他愣了一下。

放好了，他站在坑边，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旁边的人都以为他不舍得埋。

然后他蹲下来，用手捧起土，一捧一捧地，盖在她身上。

没有哭，没有说话，没有跪。就那么一捧一捧地，把土盖上去。盖到脸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他把手伸出去，把她脸上的土拨开，又看了一眼。看完之后，再重新把土盖上。

土盖完了，坑平了。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推起独轮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白修德问翻译：“他是谁？”

翻译摇摇头：“不知道。”

白修德又问：“他为什么不哭？”

翻译说：“哭不出来。眼泪早就流干了。”

010

一九四三年三月，白修德回到重庆。他写了一篇报道，标题叫《等待收成》。在这篇报道里，他详细描述了他在河南见到的一切：灾民吃草根、吃树皮、吃观音土，倒在路边无人收尸，卖儿鬻女换一口吃的。

他把报道发给美国的《时代》周刊。几天后，这篇报道传遍了全世界。

蒋介石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正在开会。他把报纸往桌上一摔，脸色铁青。他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写的？”

有人告诉他：“一个美国记者，叫白修德。”

蒋介石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赈灾。”

但赈灾已经太晚了。三百万人已经死了，还有更多的人，正在通往死亡的路上。

白修德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些人不是野兽，他们是曾经创造了伟大文化的民族后代。面对死亡，他们没有哀嚎，也没有反抗，只是静静地死去。静静地，被历史遗忘。”

011

一九四三年四月，许昌县一个村子里，有人开始吃死人。

第一个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把刚刚死去的邻居挖出来，割了一块肉，煮熟吃了。

吃完之后，他坐在家里，一言不发，等死。他没等来死，等来了饥饿。

第二天，他又去了坟地。

这件事很快被人发现。村里人没有骂他，没有打他，只是远远地躲着他。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后来，更多的人开始吃死人。男人吃，女人吃，老人吃，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孩子换了别人家的孩子吃。这种事，在那个春天，成了一种秘密的公开。

有个从许昌逃出来的老人，晚年时对人说起这件事。他说：“你别骂我们。骂我们的人，是没挨过那种饿。那种饿，能让人变成鬼。”

012

一九四三年夏天，河南终于下雨了。

雨下得很大，很大，像是要把积攒了一年的水，一次性倒下来。地里的裂缝被雨水填满，干枯的庄稼重新冒出绿芽，野草从地里钻出来，到处都是生机。

但那些死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活着的人，从躲雨的地方钻出来，站在雨里，任由雨水浇在身上。他们仰起脸，张开嘴，接雨水喝。雨水顺着喉咙流下去，凉凉的，甜甜的，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甘露。

有人哭了。这是他们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哭。

哭完之后，他们开始收拾家当，修补房子，清理田地。活着，总得继续活下去。

013

那一年，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官方的数字是三百多万。但更多人相信，真实数字远不止这些。有的村，整村人都死光了；有的县，人口减少了一大半。那些死去的人，没有名字，没有墓碑，没有人记住他们。

唯一记住他们的，是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一个女人瘫坐在地上，嘴里嚼着草根，眼神空洞得像破了洞的锅盖。一群灾民挤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着不知道会不会来的火车。一个老人推着独轮车，车上是他死去的妻子。一具尸体蜷缩在路边，无人问津。

这些照片，被白修德和福尔曼带出了中国，传遍了世界。它们让世界看到了那场灾难，也让世界记住了那场灾难。

014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荒，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

活着的人，越来越少。记得那场灾难的人，也越来越少。但那些照片还在，那些文字还在，那些被记录下来的细节还在。

它们提醒着后来的人：曾经有过那样一年，河南三千万人，在饥饿中挣扎。有人吃草根，有人吃树皮，有人吃观音土，有人吃死人。他们不是野兽，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人。只是在那一年，他们被逼到了人的边缘。

白修德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到他在河南见到的那一幕幕。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这辈子，见过很多惨事。但河南那一年，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不是因为惨，是因为那些人死得太安静了。他们没有反抗，没有愤怒，就那么静静地死去。那种安静，比任何哭喊都让人受不了。”

015

那张嚼草根的女人的照片，后来被收入了许多历史档案。每次看到它，都让人瞬间失语。

她是谁？她后来活下来了吗？她有没有家人？她最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这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唯一能确定的，是那一刻——她坐在干裂的土地上，手里捏着枯黄的草根，嘴里艰难地嚼着，眼神空洞得像破了洞的锅盖——那一刻，被定格下来，成了那场灾难的象征。

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最绝望的时候，用最本能的方式，对抗着死亡。

她嚼的不是草根，是活着本身。

016

今天，河南早已不是当年的河南。那片土地上，长满了庄稼，盖满了楼房，挤满了人。那些死去的人，被埋在了地下，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

而今天的人，是否还记得他们？

白修德在他的报道最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这场灾难，不是天灾，是人祸。那些死去的人，本可以不死的。但他们死了，死得无声无息，死得毫无意义。唯一的意义，是让后来的人记住：永远不要让这种事再发生。”

记住，是一种责任。

记住那个嚼草根的女人，记住那三百万人，记住那个被历史尘封的年份。

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河南省档案馆藏：《1942-1943年河南灾荒档案史料汇编》

白修德著：《中国的惊雷》（The Thunder Out of China），纽约1946年版

《大公报》1943年2月1日刊：《豫灾实录》，记者张高峰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2期：《1942年河南大饥荒成因再考察》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白修德档案·中国灾情报道原始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