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从教员到“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听闻陈共教授离世，心头久久难以平静。九秩高龄的他，在获得财政部与中国财政学会颁发的“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时，仍 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间闪烁着智者的灵光。他常自谦“只是个普通教员”，却用七十余年的粉笔生涯，把“传道、授业、解惑”写进了新中国的财政史。

陈共，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财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也是财政学教材与学科体系的主要开拓者。从1948年走进华北大学，到1950年成为人大首批教师，他把一生嵌进了中国高等财经教育的年轮。

021. 战火中的起点：把课堂搬到解放区

“我一辈子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教员。”——这句朴素自述，藏着陈老对教师职业的深情。

1948年，东北大学农学院二年级的陈共随同学奔赴华北解放区， 在炮火声中跨进华北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理论……新鲜课程像一扇扇窗，让他看清中国问题的症结；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更帮他 初步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几个月后，他被留校担任学习班副队长，命运从此与新中国高等教育紧紧相连。

新中国成立，1950年华北大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成为 这所新型大学的第一批教师。当时学校沿用苏联模式，教师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白天上课，晚上进夜大学啃《资本论》；教员研究生班更让他 脱产半年专攻《资本论》第一卷，“受益匪浅”四个字，他后来常挂在嘴边。正是这段“逼迫式”成长，让他迅速从青涩教员成长为教学骨干，也让他 把讲台当成终身事业。

032. 敢为“少数”：在争议中推进理论边界

“普通教员”之外，陈共还是 敢于闯禁区的严谨学者。财政学争议多、门槛高，他却乐于做“少数派”，在旧框框里开新洞。

上世纪60年代，“国家分配论”占主流，陈共认同其核心，却指出 理论阐述不充分、存在瑕疵。文化大革命后，“剩余产品论”“共同需要论”登场，主张把财政起源提前到原始公社，与国家割裂。陈共撰写《关于财政理论坚持唯物史观的几个问题》， 用唯物史观拆解“国家—财政”共生关系，既肯定“剩余产品论”的启发性，又守住“无国家即无财政”的底线，为“国家分配论”打上补丁。

1979年国家预算出现170亿元赤字，舆论一片哗然：赤字=洪水猛兽。陈共却提出 “局部平衡≠全局失衡”：减税让利、增工资、提农副产品收购价——三大改革措施同时落地，赤字只是结果。他大胆预测， 适度且有弥补来源的赤字可作经济调节杠杆。当时被批为“鼓吹凯恩斯主义”，他沉寂数年，却始终未放弃实证检验。后来通胀未现、改革深化，他的观点被现实盖章。

90年代末，“公共财政”大讨论升温。陈共肯定“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方向，却反对 用西方公共性否定中国财政的阶级性。他列举三宗“罪”：

把封建财政与社会主义财政一概排除在“公共性”之外；

把公共性与阶级性割裂；

用西方术语意图替代已有80年使用史的“财政”一词。

他提醒： “财”指收支，“政”指治理，“财政”即收支及其治理，最简洁也最准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再次印证了他的判断—— 概念可以更新，规律必须坚守。

043. 一本教材九次修订：把中国经验写进世界课堂

“教材是学科建设的核心。”——陈共深知这句话的分量。

解放前财政学教材照搬西方，新中国初期借用苏联讲义，“半生不熟”且脱节实际。1964年，他主持编写的《财政学》初稿出版，成为 新中国第一本按马克思主义立场、结合中国实践的财政学教材；1984年，《财政学教程》问世，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4年起，他受托主编《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鉴别地借鉴西方、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编写思想。此后教材连续九版修订，平均两年一次“大换血”，累计发行近200万册，成为 跨越“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国家级规划教材。

笔耕不辍背后，是他对学术诚实的坚持： 理论必须跟着实践跑，教材必须跟着时代走。

05尾声：讲台不老，薪火长明

从1948到2023，陈共站在讲台七十余年。他自认“普通教员”，却用一部部教材、一篇篇论文、一次次争论，把个人命运写进国家财政的宏大叙事。如今斯人已逝，但他留下的财政学体系、教材范式与治学精神，将继续为后来者点亮前路—— 只要讲台还在，他的学生就会继续把中国经验讲给世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