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二哥从边境当兵回来少只胳膊,他未婚妻看了一眼:婚期提前吧
80年二哥从边境当兵回来少只胳膊,他未婚妻看了一眼:婚期提前吧
二哥是1980年冬天回来的。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腊月十八,北风刮得跟刀子似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子被吹得嘎吱嘎吱响。我妈从早上起来就坐不住,一会儿到门口张望,一会儿又回来添把柴火,锅里的水烧开好几回了,她愣是不知道要煮啥。
“妈,您坐下歇会儿吧。”我说。
她不吭声,又把灶台上的灰擦了第三遍。
二哥当兵走了四年。1976年冬天走的,那时候他十九,我刚十四。走的那天他穿着绿军装,胸前戴朵大红花,笑得嘴都合不拢。我妈哭得稀里哗啦的,他说:“妈,您哭啥,我去当兵是光荣的事。”我爸蹲在墙角抽烟,一句话没说,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二哥在部队表现好,第二年就当班长了,第三年入了党。每次写信回来都厚厚好几页,说部队首长对他好,战友们也处得跟亲兄弟似的。可1979年之后,他的信突然变短了,有时候就几行字,说“一切都好,勿念”。我妈拿着信翻来覆去地看,总觉得哪里不对。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上了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场。
村里老孙家的儿子也在那个部队,比二哥早回来三个月。老孙媳妇嘴快,有一回在井台边上洗衣服,跟我妈说:“嫂子,我家那个回来说,你老二在战场上挂了彩,好像伤得不轻。”
我妈手里的衣服掉进水盆里,溅了一脸水。
那天晚上,我妈让我爸给部队写了封信,又让村里在公社当会计的赵叔帮忙拍了封电报。等了半个月,回信来了,还是二哥的字迹,就一句话:“妈,我没事,过阵子就回家。”
我妈把那封信看了几十遍,翻来覆去地琢磨那个“没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爸说:“部队都说了没事,你瞎操心啥。”可我看见我爸那几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二哥回来的消息,是他战友从部队打电话到公社传达的。说火车到县里是腊月十八上午十点半,让家里去接。
我借了村里王大爷的驴车,天不亮就出发了。二十多里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火车站,才八点多。我在候车室等了一会儿,又跑到站台上等,冻得直跺脚。
火车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快十二点才到。
那趟车是从省城开过来的,绿皮车,车皮上全是泥点子。车停稳了,车门打开,下来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我在人群里找二哥,看了半天没找着。
人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看见车厢门口有个人,穿着军大衣,袖子空荡荡的,左胳膊从肩膀往下什么都没有了。他右手挎着一个军用帆布包,动作有点笨拙,下车的时候扶了一下车门把手,差点没站稳。
我看清那张脸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是二哥。
他瘦了,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脸上黑得不像样子,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可那双眼睛还是老样子,看见我的时候,咧开嘴笑了:“小军,长这么高了?”
我跑过去,想抱他,伸出手又缩回去了。我不知道该抱哪里,怕碰到他左边那个空荡荡的袖管。
他倒是大大咧咧的,用右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哭啥,又没死。”
那声音还是他的声音,可说话的语气不太一样了。以前的二哥爱笑爱闹,说话嗓门大,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现在他声音低了很多,慢了很多,像是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我把驴车赶过来,他想自己上车,试了两下没上去。那个帆布包挂在右边,身子不好平衡。我赶紧扶了他一把,他的身体很轻,轻得不像是当过兵的人。
一路上他话不多,我问他部队的事,他说“以后再说”。问他胳膊还疼不疼,他说“早不疼了”。问他想吃啥,他想了想说:“妈做的手擀面。”
驴车晃晃悠悠地往家走,风还是那么大。二哥把军大衣裹紧了,那个空袖管被风吹起来,在风里一飘一飘的,像一面破旗子。我看了心里难受得要命,把脑袋转过去,假装看路边的庄稼地。
快到家的时候,二哥突然说了一句:“小军,春梅知道我的事吗?”
春梅是二哥的未婚妻,隔壁村的,从小跟二哥一块长大的。两家大人早就说好了,等二哥当兵回来就办喜事。春梅长得好看,两条大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二哥每次信里都要问一句“春梅还好吗”,我妈就拿着信到春梅家去念给她听,她听了红着脸不说话,眼睛亮亮的。
我说:“部队没通知家里,春梅家应该还不知道。”
二哥“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驴车拐进村口的时候,我看见我妈站在家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在围裙上不停地擦。我爸站在她身后,背着手,腰板挺得直直的,像个将军。
驴车还没停稳,我妈就跑过来了。她跑了两步,突然停下来,盯着二哥左边那个空荡荡的袖管,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
二哥从车上下来,这回他自己下来的,站得笔直,用右手给我妈敬了个军礼:“妈,我回来了。”
我妈的嘴张了张,没出声,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她伸出手,想去摸那个空袖管,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攥着围裙,指节发白。
我爸走过来了,看了一眼二哥的胳膊,什么也没说,伸手把二哥的帆布包接过去,转身进了屋。我看见他进屋的时候,在门口顿了一下,肩膀抖了一下。
那天中午,我妈做了手擀面,还炒了四个菜——鸡蛋炒西红柿、白菜炖粉条、腊肉炒蒜苗,还有一个酸菜鱼。鱼是隔壁张叔送来的,听说二哥回来,特意从池塘里打的。
二哥吃了一大碗面,又添了半碗,一边吃一边说:“还是家里的饭好吃。”我妈坐在旁边看着他吃,自己一口没动,眼泪擦了又流,流了又擦。
吃完饭,二哥把那个帆布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是一条红纱巾,叠得方方正正的,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着。
“妈,这个给春梅送去呗?”他看着我。
我说行。
他想了想,又说:“算了,我自己去吧。迟早要见的。”
我妈拦住他:“你先歇一天,明天再去。”
二哥摇摇头:“早晚都一样。”
我陪他去的。春梅家在隔壁村,三里多地,走路二十来分钟。路上二哥走得很慢,以前他走路生风,我小跑都跟不上。现在他走几步就要停一下,喘口气。
到了春梅家门口,二哥站在院门外,没进去。他让我先进去看看春梅在不在。
春梅正好在家,蹲在院子里洗衣服。她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小军,你哥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那咋不回家,跑我这干啥?”
“他在门口。”
春梅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站起来,往门口走。我走在她前面,到了门口,我闪到一边。
春梅看见了二哥。
她先是笑了一下,然后目光落在他左边那个空荡荡的袖管上,笑容一下子凝固了。
院子里很安静,连鸡叫都没有。风从门口灌进去,吹得晾衣绳上的床单哗啦啦响。
春梅看了大概有五六秒钟。那五六秒钟,我感觉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我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手心里全是汗。
二哥先开了口,声音有点哑:“春梅,我……”
“婚期提前吧。”春梅打断了他。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没有哭,没有喊,没有问“你的胳膊怎么了”,没有问“以后怎么办”,什么都没问,就说了这五个字。
二哥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春梅往前走了一步,站在二哥面前,伸手把他军大衣上的一根线头捻掉了,然后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又说了一遍:“我说,婚期提前吧。正月里办,趁热。”
二哥的嘴动了动,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我在旁边看着,鼻子一酸,赶紧把头别过去。
春梅没哭,她从头到尾没掉一滴眼泪。她把二哥手里的红纱巾拿过去,抖开,围在脖子上,在风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看不?”
二哥点点头,声音发抖:“好看。”
“那你还站着干啥?进屋喝口水。”春梅转身先进去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空袖管,这回她的眼圈红了,可她还是没哭,只是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后来我才知道,春梅的爹妈当初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春梅家条件好一些,她爹是村里的泥瓦匠,手艺好,日子过得去。二哥家穷,弟兄三个,住三间土房,我爸腿还有毛病。春梅她爹放出话来说,要是春梅非要嫁,他就不认这个闺女。
春梅谁的话都不听,铁了心要等二哥回来。
二哥负伤的消息,春梅比我们家早知道。她有同学在县武装部工作,托人打听到的。可她愣是瞒了半个多月,谁都没说,连她妈都没告诉。
这些事,是后来春梅跟我媳妇聊天的时候说的。她说,她听说二哥少了条胳膊的那天晚上,哭了一整夜,枕头都湿透了。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跟桃似的,她妈问她咋了,她说没睡好。
她想了两天,想明白了一件事——二哥是为国家少的那条胳膊,不是为别的。他值了。她要是不嫁,那是她不值了。
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他值了,我不值,那算啥事?”
婚期真的提前了,定在正月初六。
那阵子我们家忙得脚打后脑勺。我妈把攒了好几年的布票全拿出来了,给春梅扯了几尺红布做嫁衣。我爸找人把东屋重新糊了一遍墙,石灰是赊的,说好了等秋收卖了粮再还。我把自己攒的压岁钱全掏出来,给二哥买了一双新皮鞋。
结婚那天,二哥穿了一身新衣裳,左边袖管别在口袋里,站得笔直。春梅穿红嫁衣,戴红花,脖子上围着那条红纱巾,笑得两个酒窝深深的。
拜堂的时候,二哥弯不下腰,春梅就扶着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拜。
村里的老人说,这姑娘心善,是个好媳妇。
我妈站在灶台后面,哭得跟泪人似的,嘴上却一直说:“高兴,我这是高兴。”
后来二哥和春梅生了个儿子,取名就叫“卫国”。春梅干活是把好手,地里家里的活全包了,二哥用一只手也能干不少事,劈柴、喂猪、编筐,啥都行。他练了好久,学会了用一只手系鞋带、拧毛巾、骑自行车。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来了,没比别人家差多少。
前年过年回家,我跟二哥喝酒,喝到半截,我问他:“哥,当年春梅说婚期提前的时候,你心里咋想的?”
他端着酒杯,想了半天,说了一句:“我想哭,可我没哭。一个大男人,当着女人的面哭,丢人。”
我笑了:“那你后来哭没哭?”
他没说话,端起酒杯一仰头干了。我看见他眼眶红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
那天晚上喝完酒,我出去上厕所,经过他们屋门口,听见春梅在里面说:“你把假牙泡上,别又忘了。”二哥瓮声瓮气地应了一声。
我站在门口,想起四十年前那个腊月十八,想起火车站台上那个空荡荡的袖管,想起春梅站在院门口说的那五个字,心里突然就热了一下。
窗台上的收音机放着戏,不知道是哪一出,咿咿呀呀地唱。风还是跟四十年前一样大,吹得院子里的老槐树嘎吱嘎吱响。
可有些东西,风吹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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