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不给过，我就自己穿”——当徐胜利那摞被北影厂退回来的手稿还压在箱底发霉时，庄庄已经把这十个字印在T恤上，十块钱一件，在木樨园批发市场门口半天卖光了三十件。那是1993年的北京。 月租一百来块的“冬去春来”小旅馆，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

徐胜利从山东烟台来，辞了国营厂的铁饭碗，带的那八斤手稿里装着一个编剧梦。 他在剧组干剧务，白天搬器材发盒饭，晚上趴床上写剧本。 制片主任跟踪他到旅馆，撞见他跟庄庄、沈冉冉一群人吃饭，当场指着他鼻子骂“吃里扒外”，以为这工作铁定保不住了。 翁导没开除他，反倒让他别干剧务了——那些晚上写出来的碎片，翁导看了，说这人干剧务是浪费。

沈冉冉试镜拿到的女三号，庆功酒还没凉透就被换掉了。 介绍她进组的崔哥说，想挽回就去见投资人楚才远。 她去了，对方看她的眼神像要把人粘住。 回去后她跟庄庄说，不想去应酬，又怕不去就再没机会了。 话里的恐惧，在底层熬过的人都懂。 林允演这段时，眼神里的迷茫比任何台词都扎人。

庄庄没空想这些。 她是温州姑娘，到北京第一天钱包就被偷了，装的是两千块学费和生活费。 木樨园早市四点钟开门，温州老乡把打包袋当被子，睡在摊前省旅馆钱。 80块钱一件的港风垫肩西装，砍到65，卖120，半天回本。 1993年北京人提起“浙江村”，想到的是脏乱差和超生游击队。 没人告诉你，这些睡地板的温州人正在攒华北最大的服装集散中心。

徐胜利后来请庄庄吃卤煮，碗里漂着两片肥肺，她夹给他，“写文章费脑。 ”他闷头嚼，说写了十年不如她三天流水。 她没安慰，递过去一张名片，“京温服饰业务副理”——公司就她一个人。 她把徐胜利卖不出去的剧本印成T恤，“故事不给过，我就自己穿”，美院学生抢着买。 那一摞废纸，总算有了个体面的去处。

沈冉冉那条路更窄。 她妈把“咱家不缺钱”挂嘴边，皮尔·卡丹连衣裙、香奈儿菱格包，都算在“以后嫁导演”的账上。 90年代初艺考热刚冒头，中戏门口停的黑色奥迪，红布一遮车牌，里面坐的都是跟她妈一样的“投资客”。

北方某艺术院校教授后来对媒体说，从90年代开始，想考北京的名牌艺术院校，至少准备30万。 考前辅导一课时上千块，考上了还得给老师当“女朋友”，被拉去陪酒。 沈冉冉考场出来，老师一句“台步不稳”就把她打回原型。 回家的路上，车里放《外面的世界》，歌词唱“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听着像讽刺。

那天夜里她爬上12层天台，没跳，把高跟鞋扔下去。 一只砸在楼下桑塔纳顶上，警报尖叫一整晚。

徐胜利的转折来得莫名其妙。 排挤他的制片主任，反倒成了推他往前走的人——要不是那人告状，翁导根本没空注意一个剧务在写什么。 翁导把他引荐给一位著名编剧前辈，让他跟着系统学习。 贵人是谁？ 是提携他的翁导，还是给他使绊子的制片主任？ 都算。 没有前者他进不了门，没有后者他的才华可能永远埋没在剧务的琐碎里。

温州老家追来的相亲对象康顺银，喝醉了冲到旅馆，撕烂她珍藏的10号球衣，质问她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朋友们破门而入才把她拉出来。 徐胜利回来晚了没赶上，事后什么也没说，只默默修好了被撞坏的门锁，然后每次庄庄出门，都不远不近跟着。

画家曹野在河边写生时被一个老者看中，带到一个专门做假画的地下作坊。 老者说，这里的年轻人都跟他一样，曾经心怀艺术梦想，最后都向现实低了头。 曹野站在那些以假乱真的画作前，沉默了很久，转身走了。

三十年后再看这些人。 徐胜利改行做网剧策划，一天开12小时会，口头禅变成“先立人设再谈情怀”。 沈冉冉嫁去深圳，朋友圈晒娃晒瑜伽，偶尔深夜转发“原生家庭”话题，配文“放过自己”。 庄庄把摊位换成直播间，教“宝妈副业”，一嗓子“家人们”喊得比当年吆喝清仓还响。

没人再提“甲等剧本”四个字，像约好一起删掉的密码。 北影厂那道铁门，当年门卫问徐胜利“有介绍信吗”，把他晾在风里，烟头踩灭一地。 如今介绍信没人看了，但新规矩一张接一张贴上来。 庄庄从来没进过那道门，她绕过去了。

庄庄在木樨园批发市场卖第一批垫肩西装那天，徐胜利在北京的寒风里攥着手稿等人，沈冉冉穿着皮尔·卡丹连衣裙坐进黑色奥迪的后座。 三个人都从“冬去春来”那间小旅馆出发，走的是三条不一样的路。 后来有人问庄庄，当年怎么就想到把剧本印在T恤上卖。 她想了想说，废纸放着也是放着，总得让它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