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核心史实（人物、时间、地点、重大事件）均真实可考。

1949年10月28日，重庆，白公馆监狱。

天还没亮透，潮湿的空气里已经满是肃杀的味道。

一个叫张界宣的国民党法官，慢条斯理地念着判决书，点到了一个名字：陈然。

死刑，立即执行。

陈然，26岁，戴着手铐脚镣，平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这判决书宣读的不是他的命运。

特务们押着他，走向刑车。

车子没有直接开往郊外的刑场，而是故意绕进了市区，开到了最热闹的地方。这是国民党特务的老套路了，公开处决，杀鸡儆猴，想让老百姓看看跟他们作对的下场。

街上人头攒动，看到囚车，都围了过来。

车上的陈然，没有丝毫囚犯的狼狈和恐惧。他挺直了腰杆，目光扫过围观的群众，眼神坚定得像一团火。

突然，他开口了，唱起了《国际歌》。

雄浑的歌声在重庆湿冷的街头回荡，特务们一下就慌了，厉声呵斥他闭嘴。

陈然像是没听见，歌声一停，他开始对着人群大声讲话：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很快就要解放了！你们不要怕，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这话一出，人群里起了骚动。

押送的特务头子气急败败，对着陈然咆哮，让他住口。可陈然不管不顾，继续高喊着。

更要命的是，人群里竟然有人跟着他应和起来。

特务们彻底失控了，他们没想到这套杀鸡儆猴的把戏，竟然变成了革命宣传现场。他们当场抓了二百多个跟着起哄的群众，直接押上卡车，拉着他们一起去刑场，“看个够”。

到了刑场，两名特务上来，想把陈然架下车。

陈然猛地一甩胳膊，挣开了他们。

“不用你们押，我自己走。”

他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上刑台，脚下的铁镣拖在地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站在台上，他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群，有被抓来的普通百姓，也有拿着枪的特务。他猛地一伸手，把自己胸前那块写着名字和罪状的“死囚”布条扯了下来，狠狠扔在地上。

然后，他吸满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高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

话音未落，枪声响了。

行刑的特务对着他连开数枪。

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衫。

特务们以为他会像其他人一样，立刻倒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陈然，这个26岁的年轻人，身中数枪，竟然没有倒下。他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像一棵钉在地上的松树。他晃了晃，似乎是在积攒最后一点力气，然后，他看着那些已经吓得有点发懵的特务，又一次发出了呐喊。

这一下，特务头子彻底崩溃了，他尖叫着，命令手下用机枪扫射。

密集的子弹像暴雨一样泼洒过去。

陈然终于倒下了。

那一年，他还不满26岁。

这个年轻人，骨头到底是什么做的？为什么在死亡面前，他能迸发出如此惊人的能量？

故事，得从他那个有点不一样的家庭说起。

1923年，陈然出生在河北香河，原名叫陈崇德。家里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哥”。

他家成分有点复杂。

父亲陈凤书，祖上是江西人，家境曾经非常殷实。陈然的爷爷，在清朝是造币厂的厂长，管钱的，妥妥的肥差。但后来官场斗争，被人穿了小鞋，一家人只好跑到扬州避祸。

家底厚，所以陈凤书从小读的就是圣贤书，后来还考上了法政学堂。

他一门心思想当个为民伸冤的好官。可毕业后进了杭州法院当书记员，才发现里面水深得能淹死人，到处都是见不得光的勾当。一气之下，他辞了职，心想这官场老子不混了。

他重新报考，考进了北京海关。1921年，他成了海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干脆把籍贯从江西改成了北京。

陈然的母亲，出身就更厉害了。

外公家是盐商，从一根扁担两头筐的小本生意做起，最后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户。最难得的是，外公家思想特别开明，没有重男轻女的臭毛病，女儿也能读书识字，当成宝一样疼。

陈凤书在北京海关薪水不高，一家人过得紧巴巴。外公心疼女儿，一看这哪行，干脆花钱给女婿在河北香河捐了个县长的职位，又在当地买了宅子，方便照顾。

陈然，就是在这个县长家里出生的。

所以你看，陈然的出身，既有书香门第的底子，又有商贾大户的开明，父母还都是正直善良的人。这种家庭环境，塑造了他最早的性格。

他从小就痴迷各种英雄故事、武侠小说，骨子里就有一种打抱不平的基因。

在街上看到有大孩子欺负小孩子，他不管自己打不打得过，抡起拳头就往上冲。年纪小，力气不够，打不过怎么办？

他就用头去撞。

一次又一次，撞得自己头破血流也不退缩。久而久之，街坊邻居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铜脑壳”。

意思是这小子的脑袋，跟铜做的一样硬。

谁也没想到，这个外号，竟然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后来，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大上海。

陈凤书对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把陈然送进了静安寺附近的小学读书。

可“铜脑壳”的性格一点没改，还是三天两头跟同学打架，加上痴迷武侠小说，上课不听讲，成绩一塌糊涂，考试经常不及格。

陈凤书气得不行，没少揍他。

但陈然有一点好，他成绩再差，也从不作弊。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磊落得很。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这么浑浑噩噩长大的时候，一件事，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这个少年心上，也砸碎了他们家原本还算安稳的生活。

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外国人的天堂。洋人在租界里横行霸道，是家常便饭。

有一天，陈凤书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个洋人开的小汽车给撞了，车轮直接从脚背上碾了过去。

脚骨当场就碎了。

那个开车的洋人，连车都没下，踩了一脚油门，扬长而去。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陈凤书躺在地上，看着绝尘而去的汽车，气得浑身发抖。他是个读书人，一辈子讲究个“理”字。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追查那个洋人，他去报警，去海关托关系，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门路。

结果呢？

石沉大海。

在那个年代的上海，一个中国人想找一个撞了人的洋人讨说法，比登天还难。

这件事成了压垮陈凤书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一个满腹经纶、一心想做法官为民伸冤的人，到头来连自己的冤屈都无处申诉。他想不通，也接受不了。

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暴躁，最后，精神彻底崩溃了，得了精神分裂症。

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垮了。

母亲为了给丈夫治病，跑遍了上海的医院，家里的积蓄很快花光了。她开始变卖自己的嫁妆，那些金银首饰，一件一件地送进当铺。

几个月后，陈凤书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重新回到海关上班，家里的经济才缓过一口气。

但这件事，在少年陈然的心里，刻下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伤疤。

他一夜之间长大了，变得沉默，开始思考。

他想起学校老师讲的《国耻史》，那些不平等条约，那些割地赔款。以前听着就像遥远的故事，现在，他感觉到了切肤之痛。

为什么洋人敢这么欺负我们？

他想明白了：因为我们的国家不够强大。

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家里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中国的这种事，也不能再发生了。

从那天起，那个上课看武侠小说、考试不及格的“铜脑壳”，开始发了疯一样地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

消息传到上海，全城震动。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日救国的浪潮席卷了这座城市。

陈然年纪还小，但也跟着队伍，举着小旗子，喊着沙哑的口号。

第二年，日寇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军民奋起抵抗。陈然的大姐陈佩琪，也投身到后方支援的工作中。

陈然急得不行，也想跟着去，可他太小了，被母亲死死锁在家里，哪里也不准去。

那几年，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他们家像浮萍一样四处漂泊。从上海到杭州，又从杭州到芜湖。

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家里的经济状况又差了起来。

为了让弟弟妹妹能继续上学，两个姐姐主动退了学。

辍学后，大姐和二姐加入了一个叫“蚁蜂剧团”的进步剧团，到处演出，宣传抗日。

陈然一有空就往剧团里跑，看姐姐们排戏，也看剧团里的各种进步书刊和报纸。姐姐们也经常给他讲革命的道理。

他的思想，就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养分。

眼看着国土一寸寸沦丧，大姐再也坐不住了。她瞒着家人，偷偷加入了更有影响力的“演剧八队”，跟着队伍去了更危险的前线。

陈然也坐不住了。他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悲愤交加。他要去当兵，去前线杀鬼子。

他跑去报考炮兵队，结果人家一看，一个半大孩子，直接把他轰了出来。

父亲看着这动荡的时局，也是忧心忡忡。正好上级要把他调到相对安全的湖北沙市，他立刻带着全家搬了过去。

陈然进了当地的职业中学读书。

在沙市，大姐给他寄来了一批书，都是苏联的译文小说。

就是这些书，给陈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有一个叫“共产党”的组织。

他心里亮起了一盏灯。

“中国也有共产党，他们好像在延安。如果我能去延安就好了，我想和他们一起，建设一个不再受人欺负的新国家。”

这个念头，一旦种下，就再也无法拔除了。

没过多久，父亲又被调到了宜昌。

在宜昌，二姐经人介绍，加入了“宜昌抗战剧团”，很快成了剧团的台柱子。

看着姐姐们都在为抗日奔走，陈然的心又活了。他天天缠着二姐，求她也把自己弄进剧团。

二姐起初不答应，她知道这有多危险，不想让弟弟也搅进来。

可她哪里拗得过这个“铜脑壳”弟弟。

最终，陈然如愿以偿地进了剧团。他年纪最小，活泼可爱，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擦地板、搬道具、跑龙套，从不叫苦。

剧团里的长辈们都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他的积极表现，也被剧团里的中共地下党员看在眼里。他们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个好苗子，可以培养。

命运的齿轮，就在这里，悄悄转动了。

剧团经常下乡为农民演出，宣传抗日。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没有车，全靠两条腿走。所有的服装、道具、布景，都得自己扛着。

每次翻山越岭，陈然总是冲在最前面，扛着最重的东西，还一路给大家讲笑话鼓劲。

1939年，因为他出色的表现和坚定的信念，经组织考验，16岁的陈然被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一面党旗下，举起拳头，宣读了入党誓词。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不再是那个只会用头撞人的“铜脑壳”，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1940年，国共关系开始紧张。国民党加紧了对各种抗日团体的控制。“宜昌移动演剧第一队”（剧团改名后的名称）为了避免被控制，被迫解散。

陈然回到了家里。

之后的几年，他辗转多地，做过各种工作，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他像一颗种子，在黑暗的泥土里，等待着发芽的时机。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党军队对和平人士和共产党员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屠杀，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重庆，成了国统区的核心，也成了地下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地方。

陈然此时正在重庆。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正在筹办一本叫《彷徨》的杂志。

这名字起得好。当时的很多青年，就是彷徨的。国家前路不明，个人前途未卜，心里憋着一股劲，却不知道往哪儿使。

《彷徨》就是要给这些年轻人一个答案。

这件事，被当时《新华日报》的同志知道了。《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喉舌，他们建议《彷徨》的主编蒋一苇，把杂志办成一份真正能为青年发声、引导青年方向的刊物。

党组织很快和《彷徨》建立了联系，派了专门的联络员，提供稿件，指导工作。

陈然在杂志社里，负责读者来信和发行联络。

他工作极其认真。有个云南的女读者来信，说家里逼婚，她痛苦不堪。陈然一封一封地给她回信，鼓励她反抗，给她出主意，最终帮她成功摆脱了包办婚姻。

他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定期给《彷徨》捐款，支持杂志办下去。

但好景不长。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新华日报》重庆分社，所有工作人员奉命撤回延安。

《彷徨》杂志社，一下子失去了和党组织的直接联系，也随时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他们把编辑部搬到了陈然家里，为了省钱，主编蒋一苇干脆也住进了陈然家，两人同吃同住，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着。

当时，重庆的舆论环境非常糟糕。国民党报纸上全是污蔑共产党的言论，很多有志青年的革命热情都在消退。

陈然和蒋一苇、刘镕铸几个人一商量，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他们决定，要自己办一份报纸，一份油印的小报，专门刊登来自解放区的真实消息，把那些被国民党封锁的声音，传到重庆人民的耳朵里。

说干就干。

蒋一苇负责编辑，刘镕铸负责印刷发行，陈然最难，他负责搞到印刷用的蜡纸、油墨这些禁运物资，还要负责秘密联络。

1947年5月，一份八开大小的油印小报，悄悄地在重庆流传开来。

这份没有名字的小报，就像一把尖刀，划破了国民党用谎言织成的铁幕。

这份小报，很快被一个叫吴盛儒的进步青年看到了。他觉得这报纸办得太好了，转手就推荐给了他的好友，一个叫刘国鋕的富家子弟。

刘国鋕看完，更是激动不已，立刻又把报纸介绍给了当时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委员，彭咏梧。

就这样，通过一连串的巧合，陈然他们办的这份小报，和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

彭咏梧亲自找到他们，对他们的工作大加赞赏，并经过市委研究，决定正式将这份小报命名为——《挺进报》。

由彭咏梧直接领导。

“挺进”两个字，寓意深刻。当时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挺进报》就是要成为插入国统区心脏的一把文化尖刀。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挺进报》越办越好，从最初的几十份，发展到后来的上千份，在重庆的工厂、学校、机关里秘密流传，极大地鼓舞了民心。

国民党特务们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份神出鬼没的报纸。他们气急败坏，成立了专案组，发誓要挖出《挺进报》的印刷点和所有相关人员。

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悄然收紧。

1948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彭咏梧不幸牺牲。接替他领导《挺进报》的，是李维嘉。

但更大的危机，很快就来了。

国民党特务抓捕了两名地下党员，刘国定和冉益智。

这两个人，没能扛住特务的酷刑，叛变了。

他们虽然不完全清楚《挺进报》的核心机密，但他们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挺进报》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姓陈，在中粮公司工作。

特务们立刻扑向中粮公司，抓了一个姓陈的经理。严刑拷打了一番，才发现抓错了人。

但范围已经大大缩小。

他们开始对重庆所有姓陈的、跟文化工作沾边的人进行秘密排查。

最终，他们锁定了陈然。

1948年4月20日，李维嘉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写了一封信，派人紧急送给陈然，让他立刻转移。

信送到了陈然手上。

但陈然看着信，犹豫了。

他从来没见过李维嘉的笔迹，而且信的署名是“彭云”，是一个他不知道的名字。

他害怕这是特务设下的圈套，想引蛇出洞。他决定，按兵不动，等主编蒋一苇回来一起商量再做打算。

他不知道，就是这片刻的犹豫，让他错过了最后逃生的机会。

叛徒冉益智，已经带着特务，找上了门。

那天，陈然正在家中焦急地等待蒋一苇。

门被撞开了。

一群荷枪实弹的特务冲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陈然被捕了。

他被带到了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

审讯他的人，是国民党军统的大特务，人称“西南四大金刚”之一的徐远举。

徐远举一上来就搞心理战，对着陈然一顿咆哮，想从气势上压倒他。

“说！你们的组织在哪里？《挺进报》的印刷点在哪里？”

陈然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徐远举拍着桌子吼：“你到底是什么人？”

陈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我就是一个办报的。”

“办什么报？”

“小报。自由职业，你们国民党管不着。”

徐远举气得脸色发青，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嘴这么硬。

陈然看着他，突然轻蔑地一笑，说：“你这种流氓，不配跟我说话。”

“流氓”两个字，彻底激怒了徐远举。他当即命令手下用刑。

当天下午，特务对陈然上了一整套酷刑。

老虎凳、辣椒水、灌凉水……

陈然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醒来后，他依然是那句话：“不知道。”

徐远举实在忍不住了，他冲进审讯室，亲自上阵，左右开弓，狠狠地抽陈然的耳光。

陈然满嘴是血，牙齿都被打松了，他吐出一口血水，看着徐远举，眼神里满是鄙夷。

一连几天的酷刑，特务们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法子，甚至用竹签子扎他的指甲缝。

陈然的双手血肉模糊，但他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

他知道，他一旦开口，《挺进报》的整个网络，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们，都会面临灭顶之灾。

他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这个缺口。

徐远举彻底没辙了。他知道，在这个“铜脑壳”身上，是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948年4月22日，遍体鳞伤的陈然，被正式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后来，又被转到了看管更严密的白公馆。

他成了“活棺材”里的一员。

陈然被捕后，他的家人心急如焚。

特务们在他家门口布下了岗哨，二十四小时监视。

二姐陈佩英想尽了办法。她每天假装若无其事地出门买菜，对门口的特务笑脸相迎，时不时给他们塞几根烟，送点吃的喝的。

时间一长，特务们放松了警惕。

二姐瞅准一个机会，把一封写好的信藏在保姆的菜篮子底下，嘱咐保姆偷偷寄给了远在外地的丈夫冷善昌。

冷善昌收到信，火速赶回重庆。

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搭上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他送钱送礼，求这个特务帮忙救救自己的小舅子。

那个特务满口答应，却只是不断地找各种借口要钱。最后，冷善昌的钱被榨干了，事情却一点进展都没有。

他才明白，自己被耍了。

营救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陈家再也没有收到过关于陈然的任何消息。

而在白公馆监狱里，陈然并没有消沉。

他发现，监狱里有一个叫杨钦典的看守，虽然是国民党的人，但本质不坏，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陈然开始有意识地接近他，跟他聊天。

从家常里短，聊到社会现实，再到人生理想。陈然用最朴素的语言，给他讲革命的道理，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杨钦典的思想，在这一点一滴的“策反”中，慢慢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同情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在职权范围内，给了他们很多照顾。

陈然的教化工作，做得非常成功。

一年多以后，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疯狂屠杀被关押的政治犯。正是这个杨钦典，在接到屠杀命令后，良心发现，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打开了牢门，放走了罗广斌等19名共产党员。

这19个人，成了那场大屠杀中，白公馆里最后的幸存者。

1949年10月，秋意渐浓。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进了白公馆。

新中国成立了！

被关押的同志们，从一位被囚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知，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整个监狱都沸腾了。

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们知道，他们为之奋斗牺牲的一切，都实现了。

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他们决定，要亲手做一面五星红旗。

他们找不到布，就拆了一床红色的被面。找不到黄色的布，就从一件黄色的旧衣服上剪下布料。

没有剪刀，就用铁片磨。

他们躲在被窝里，借着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缝。

一面略显粗糙，但饱含着希望和热血的五星红旗，就这样在监狱里诞生了。

看着这面旗帜，陈然对身边的狱友说：

“等我们出去了，我要写一首诗。就叫《我的“自白书”》。”

他顿了顿，似乎在构思。

“大致的意思就是，就算我死了，我的身躯化为灰烬，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站起来，革命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可是，他没能等到写完这首诗的那一天。

也没能等到亲眼看见真正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一天。

1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在溃败前夕，开始对狱中的共产党员进行最后的疯狂屠杀。

陈然，是第一批被拉出去的。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那惨烈而悲壮的一幕。

陈然牺牲了。

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无数为了新中国诞生而倒在黎明前的英雄。

重庆解放后，那19名幸存者，走出了白公馆。

他们中的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决定要把狱中的这段经历写出来，告诉世人，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发生过怎样可歌可泣的故事。

经过数年的努力，一部长篇小说《红岩》问世了。

小说里，有一个主要人物，叫成岗。他的许多事迹，就是以陈然为原型的。

在小说里，成岗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一首惊天动地的诗——《我的“自白书”》。

诗里这样写道：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能把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戳穿？……从我被捕的那一天，就准备着你们的屠刀。我渴望‘自由’，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首诗，替陈然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

它随着《红岩》的出版，传遍了整个中国，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热血，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人们都记住了成岗，也记住了那个叫陈然的年轻人。

他用26年的短暂生命，诠释了什么叫作“铜脑壳”，什么叫作钢铁般的意志。

他倒在了黎明之前，但他自己，就是那划破夜空、迎接黎明的，最亮的一道闪电。

参考资料：

1.《红岩档案解密》 厉华、何承享 著

2.《陈然：狱中绣红旗》 光明日报

3.《我的“自白”书——忆陈然烈士》 罗广斌

4.《“铜脑壳”陈然》 中国军网

5.《挺进报》斗争始末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