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方

春寒料峭的日子持续了几天，终于下了雪。白天，雪一落地就成了水，地面湿湿的、亮亮的，像是下了雨。只有夜里，才能落地不化。毕竟，地温已经比冬天的时候高了。第二天天一亮，外面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白雪和白昼只保持了一会儿同时存在的状态，就开始快速融化。于是分不清是水汽还是雾霾的东西就弥漫到了大气里，让一切都既寒冷也含糊，了无生趣。

广场上，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应该是半身不遂的男人，穿着黑色的棉衣，拿着黑色的话筒，在距离自己声响巨大的音箱二十米之外的地方坐下了。之所以距离这么远，是因为音箱的声浪实际上他自己也很难承受，方圆几十米范围内广场上的人都会捂着耳朵，而即使到了这当年号称河北最大城市广场的那一头，其分贝值也都能被判定为噪音无疑。

一个穿着制服，佩戴着类似二战电影里的德国黑衣制服人胳膊上的那种一个角倾斜的红袖标的保安，慢慢走过来，人们都盼着他能干涉一下，结果他完全视而不见，背着手、迈着不太利索的老年人式的黏稠步伐，从那人身边听而不闻、视若无睹地走过去了。

那人已经开始唱，唱的是正能量的热爱和歌颂歌曲，旋律和节奏都带着进行曲的意思，宏大而敞亮、高亢激昂。所有的磅礴词语和他现在的人生状态之间都有相当的落差，凸显了其意志的坚定，以至于从声音里是一点也听不出半身不遂的。这也许正是他选择出来唱歌而不是干别的事的原因。内容选择上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就不好说了，也许出于人生储备的自然而然和已经融化到血液里去的充分自觉，也许是这样的身体状态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不能太小情小调了。

一个人一旦半身不遂了，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也就会跟着改变了。以后的人生已经由过去的含混而遥远突然变得清晰而切近，以后的活动能力也已经被限定，能做的还有些什么，那什么也就会被发扬光大起来。

他巨大的音响在广场那一头有一个呼应，那是声音比他小很多，但却肯定是广场那头声音最响的一个。那个唱歌的人与这位半身不遂的人不一样，他面对手机，一边看着上面的词儿一边唱，唱的也是文艺了很多的歌曲。歌曲的旋律都是熟悉的，但是较真儿地让你说出每一句词来，却又一定是很难的。

他唱的不管是什么歌，旋律和节奏都很文艺，都是悠远含蓄、情深意长的调子。可惜因为他带着比较明显的地方口音，让原来很文艺的歌曲情调上有了一层地方性色彩，也就自带了滑稽感。可他是绝对一本正经的，对自己有滑稽感这个事实完全没有意识到，所以别人、所有经过他身边的人，也就都像是没有这个感觉一样，不做任何表示。

广场上人人都可以看到人人，却又各自如入无人之境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是人们在这么冷的日子里出来做户外活动的一种不约而同的追求。

放眼四望，水气和雾霾笼罩之下的广场已经慢慢到了日暮的时候，稀稀拉拉的几个放风筝的人，几个慢慢走路的人，几个下棋打牌的人，都有了要离开的意思。他们零零星星地汇入从地下超市里提着大包小包的塑料袋出来的采购者队伍，走向广场之外。广场外的慢车道和快车道上永远都是满满的车和人，永远用自己刻不容缓的交通需要，粗糙地排斥着任何季节与时间给予人心的细致感受。

几个放风筝的人逐一从天上把自己的风筝收回来，互相高声说着话，他们好像只在同行之间互相说话。一个人收拾好了要走了，其他的人就都会高声打招呼。另一个走了，剩下的也还会高声打招呼。一直到最后两个人一起走，走到广场边分开的时候也还是会高声道别。

高声打招呼不仅是因为广场空间敞亮，天然地鼓励了高声，还好像具有行业性：一直盯着天空，一直要让自己驾驭的纸鸢飞得更高的人，怎么可能低声说话。当然，这样的高声说话方式，同时也一定是一种驱散寒意的隐喻。

这时候就突然明白了那高声放音响的人、那唱抒情歌曲的人为什么一定要那么高声了。大家本能地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驱赶着寒意，驱赶着一天天总是雾霾障眼的压抑。

我陪着父亲以舒缓的速度，按照固定的路径走在广场上。在哪个位置上站一站，在哪个位置上压压腿，在哪个位置上扶着矮墙做做俯卧撑，在哪个位置上吊吊杠子，都是固定的。我们和广场上其他常来的大多数人一样，以自己的一成不变应对着任何寒热之间的千变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