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名词从来不是中性的。它们像一层薄纱，遮住了权力运作的真实逻辑。当所有人都被定义为“理性人”时，真正的非理性——贪婪、欺骗、掠夺——就被合理化了。当所有人都被贴上“罪人”标签时，谁都不再是罪人。

一、“通货膨胀”：谁在偷走你的钱

通胀听起来像个自然现象，像天气一样。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永远且无处不在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是谁发的？是权力部门发的。

权力部门需要为战争、救市、补贴资本集团买单时，就印钱。印出来的钱先流向离权力最近的人——大银行、大企业、军工集团。等这些人的资产涨完了，多余的钞票才流到面包、房租和汽油上。

物价涨了，工资没涨。经济学说：通胀侵蚀购买力。但谁造成了通胀？不是所有人都贪婪。是权力部门选择了让货币贬值来转移财富。

《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通胀就是人之道——从普通人手里拿走购买力，奉给已经富有的资本和权力。

当所有人都被告知“通胀是复杂的宏观现象，大家都有责任”时，真正的罪人——那些掌握印钞机的人——就消失了。

二、“流动性过剩”：有钱人的零花钱太多了

“流动性过剩”这个词听起来很技术。翻译成人话：有钱人的钱多得没处花了。

为什么会出现流动性过剩？因为量化宽松、低利率、资产购买计划。谁受益？持有资产的人。谁受损？靠劳动吃饭的人。

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搞了三轮量化宽松。大银行的CEO们拿着几百万美元奖金。普通人的房子被收走了。经济学家说：不救银行，整个系统会崩溃。系统是谁的系统？是资本的系统，不是普通人的系统。

马克思说过：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资本遇到危机，权力部门就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它们。救完了，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

当所有人都在说“流动性过剩是个宏观问题，大家都有份”时，真正拿了钱跑路的人，一个都没被追究。

三、“结构性失业”：不是你不行，是他们不需要你了

失业分两种。一种是不行。另一种叫“结构性失业”——技术升级、产业转移、全球化分工，让一个岗位彻底消失。

经济学家安慰：这是结构性的，不是个人的错。但问题来了：谁决定了产业结构？谁推动了全球化？谁设计了自由贸易协定？

是权力和资本联盟。大公司为了更低的人工成本，把工厂搬到越南、墨西哥。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失业了，小镇衰败了，吸毒率上升了。经济学把这个叫“创造性毁灭”——熊彼特的词，听着还挺浪漫。

问问失业的工人，浪漫吗？

《毛泽东选集》里有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同样，全球化也不是请客吃饭。它是资本在全球寻找最低成本、最高利润的过程。工人只是成本项。当成本太高，就被“结构性”淘汰。

当所有人都说“这是全球化的必然代价，大家都要承受”时，真正做决策让工厂搬走的CEO和高管们，没有承担任何代价。他们的股票涨了，奖金翻倍了。工人成了“结构性”的牺牲品。

四、“市场失灵”：救资本的借口

“市场失灵”是经济学里最方便的借口。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这时候，权力部门就要出手干预。

权力部门怎么干预？二〇〇八年，市场失灵了，权力部门救市。二〇二〇年，疫情导致市场失灵了，权力部门又救市。救的永远是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战略产业、国防承包商。

小企业倒闭了，没人救。个人破产了，没人救。市场失灵时，权力部门选择性地介入——救那些和权力绑定的资本，放弃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

哈耶克警告过：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的。但这里没有善意。权力部门救市不是为了普通人，是为了整个系统的稳定——这个系统是资本的稳定，不是普通人的稳定。

当所有人都在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这是经济学常识”时，干预的受益者悄悄把钱装进了口袋。没有人问：为什么每次失灵，都是穷人买单，富人赚钱？

五、“理性人假设”：把贪婪合理化的把戏

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理性人”——每个人都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听起来很公平。但现实是，富人的约束条件和穷人的约束条件天差地别。

富人最大化利益的手段：游说、避税、内幕交易、垄断定价。穷人最大化利益的手段：加班、省吃俭用、打两份工。

经济学把这叫“理性”。但当所有人的行为都被定义为理性时，富人的掠夺和穷人的挣扎就成了同一件事——都是理性选择。那么谁错了？没人错。所以不需要改变任何事。

凯恩斯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但短期来看，富人活得好好的，穷人活得很惨。理性人假设把这一切合法化了——穷是因为选择不够理性，富是因为选择足够理性。

当所有人都是理性人时，剥削就不存在了，权力就不存在了，不公就不存在了。大家只是在做最优选择。多方便。

六、没有罪人，就没有正义

回到标题：当大家都是罪人时，就没有罪人了。

经济学名词的妙处就在这里。它们把具体的、可追溯的权力决策，转化成了抽象的、无人负责的宏观现象。通胀不是谁印的钱，是“物价水平上升”。失业不是谁搬走了工厂，是“结构性调整”。危机不是谁贪婪，是“系统性风险”。

没有具体的罪人，就没有追究，就没有改变。

《道德经》还有一句：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明明知道谁该负责，却用一堆名词把责任稀释到所有人头上，这就是“不知知”——最大的病。

看清这些名词背后的权力博弈，不是要变成经济学家，而是让人明白：当听到“通胀”“流动性过剩”“结构性失业”“市场失灵”“理性人”这些词时，多问一句——对谁有利？谁在逃避责任？

当没有人是罪人时，真正的罪人正坐在那里，笑着看所有人相信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中性的、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