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方志编纂的早期实践——以《云中郡志》的编纂背景与命名为中心

频道：娱乐日期：2026-03-15 14:02 浏览：347 作者：赵婉婷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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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中郡志》是顺治朝大同府首部官修方志，由知府胡文烨主持、士人徐化溥主笔编成，系统记录了清初大同府的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填补了明末战乱后地方史记录的断层。该志的早期编纂既响应了清初统治重心转向政治治理、以方志强化统治认同与笼络士绅的全国性政策，又源于大同作为边疆军事重镇的战略地位及“戊子之变”后地方治理的需求。其命名打破方志以当代地名命名的常规，采用唐代古称“云中郡”，主要是因为顺治朝大同府治频繁迁移（大同府—阳和府—大同府）导致命名两难，与主笔徐化溥对“云中”历史地名强烈认同共同作用的折中结果。《云中郡志》不仅为研究清初晋北社会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更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边疆政权更迭、行政重构与文化调适的复杂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关键词：清代；《云中郡志》；大同府；治所移治；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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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清代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修纂，全国各地多次修纂志书，且体例得当、内容完备。《云中郡志》采用政府主导方向、地方士绅参与编纂的模式，由时任大同府知府胡文烨主持、本地士人徐化溥主笔，是清朝大同府编纂的第一部方志，其编纂与清朝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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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中郡志》概况

《大同府志》的修纂始于明初，历经永乐、正德、万历、天启四朝修订，然除正德版《大同府志》外，其余版本均在明末战火中失佚，导致地方史记录出现断层。顺治五年（1648年），大同总兵姜瓖以大同为据点叛乱，“戊子之变”爆发，清政府耗时近一年平叛。在此期间，胡文烨从昌平州调任大同府，为填补地方文献空白，从民间购得万历年间《大同府志》残本二三册，召集郡中儒生考证补充，于顺治七年开始修纂，九年成书付刻，全志共14卷，为清朝以来大同府首部政府牵头编纂的志书。该志虽以“云中郡”为名，实为记录大同府历史与现状的《大同府志》，详细记载了清初大同府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情况，兼具文化与学术价值，在晋北地方史文献中占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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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中郡志》较早编纂的原因

（一）清初地方治理需要

清朝时期，政府面临严峻的统治问题，南有南明政权持续抵抗，北有蒙古伺机而动，内地因“剃发易服”“圈地”等政策引发不满。这些虽无法动摇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却可以直接影响地方稳定。随着南明主力被击溃，清政府的统治重心开始由武装征服转向政治治理，而核心在于如何化解地方潜藏的抵抗倾向。地方志作为一种渗透着浓厚政治意味的文献资料，成为清政府重要的统治工具。

修纂地方志既能宣传政府的统治正统、强化政权合理性、削弱民众抵抗观念，又能通过吸纳熟悉地方的士绅参与，笼络地方精英，使其成为连接政府与民间的桥梁，助力统治政策落地，因此是地方行政体系重构的重要一环。这一需求在顺治朝编纂方志数量上得以体现。“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所载，顺治年间全国共编撰方志1000余本。”作为北方战略要地的山西省，“顺治时期，全省修编志书32种”，《云中郡志》是其中成书较早的一本。

明代大同为九边重镇之一，军事地位显著。清朝时期，北方边境威胁尚存，大同仍是防御西北、连接京畿的军事枢纽。清廷非常重视大同的战略地位，在大同府除安置了主管地方行政的大同府知府外，还设置有总领宣府镇、大同镇、山西全境军务和大同府政务的省级行政机构——宣大总督。重要的战略要地需要维稳，而维稳的前提就是要厘清当地的沿革、土地、人口等，这正是《云中郡志》能提供给统治者的信息。

只有尽早促成《云中郡志》的编纂，才能为大同府官员提供清晰的地方治理依据，亦能通过方志的文化整合功能，稳定大同的地方秩序。《云中郡志》的较早编纂，既与清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方志修纂政策形成呼应，更与大同在清初的区域治理体系中所占据的核心战略地位有关。

（二）大同府的特殊性需求——“戊子之变”的影响

顺治五年（1648年），时任大同总兵的姜瓖举兵反清，席卷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戊子之变”爆发，宣大总督耿敦紧急将大同府转移至未反叛的阳和卫。当时的清朝政局未稳，南明政权尚危及统治，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华北地区爆发如此叛乱自然受到了清廷高度重视。直至顺治六年（1649年）十月，杨振威杀死姜瓖并投降，“戊子之变”结束。清军为攻破大同城付出巨大代价，城破后，为发泄久攻不克的怨气，多尔衮命令对大同展开屠城报复。清军除了留下主动杀掉姜瓖，灭姜氏一门并投降的杨振威及其余降将23人与家属和所属兵士600余名外，“大同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

在姜瓖叛乱与清军屠城的双重影响下，大同府境内人口锐减，大量的土地因无主而荒芜：

浑源、朔州、大同县自多事于姜逆，人民新经死亡，共遗抛荒地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九顷零，该粮银二万七千八百三十四两零。

浑源州有更为直观的记录，顺治十六年（1659年）所编《浑源州志》记载明代最后一次记录的户口数量为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共户一千三百七十九户，男子八千二百三十五口，妇女三千八百八十六口”。“戊子之变”后顺治六年（1649年）的人口数据缺失：“六年城破，册卷尽失，无凭稽考。十五年奉旨复征径解。”顺治十六年（1659年）记为：“国朝十六年编造黄册，户一百五十四户，口三千二百五。”仅浑源州的人口数量，便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1379户、17000余人，到顺治六年（1649年）的数据缺失，再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154户、3250人，足见“戊子之变”破坏之甚，以至于浑源州经十余年的恢复，人口数量仍未与鼎盛时期持平。

人口锐减与土地荒芜导致钱粮征收困难，地方财政陷入危机，更让清劝农复业的国策在大同无从落地。因此清政府急需通过编纂一部府志来梳理地方信息、重构社会秩序，以稳固统治。而战乱同样令大同府文献遭到重大破坏，此时的大同府，若因缺乏府志作为施政治理的文献依托与参照，各项战后恢复举措或将因区域信息缺失、行政规制无据而陷入推行困境。此时府志的纂修已非可选择的行政辅助事项，而是直接关系大同地区能否从战乱废墟中实现有效重建、清廷能否在这一边疆战略要地稳固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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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中郡志》的命名问题

地方志一般多以所记述地区的当前时代地名来命名。而《云中郡志》在命名上与普遍地方志并不相同。《云中郡志》以顺治七年（1650年）前大同府的相关史事作为主要记载内容，而命名选用大同在唐代时的故称“云中郡”，并非顺治时期的“大同府”之称。这种以“故称”命“今志”的情况在整个地方志编纂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待。关于《云中郡志》的命名问题，在乾隆年间所撰《大同府志》中有一个相关解释：

云中郡者，唐以前之旧名，自辽改大同府，迄今因之。纪载之书，义取征信，大同府之不得复称云中郡，犹知府知县之不得复称太守令长也。旧志冠以“云中郡”，泥古失实，今更曰《大同府志》。

可见，清政府给出的解释即所谓“拘泥于古制”，但《云中郡志》不命名为《大同府志》不能只以一句“拘泥于古制”来解释，还需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去看待。

（一）“云中郡”起源

历史上使用“云中郡”做地名共有四个历史时期：先秦、秦、西汉、唐。此名首次出现于先秦时期：

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赵之云中郡所辖领域为现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长城以北地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秦始皇十三年（前234年）在原赵之云中郡旧址重置云中郡，所辖地域与赵之云中郡相同。西汉时期，云中郡除原来的辖区外还兼领九原郡（今包头一带）所辖范围，较以往范围更广。此三个历史时期的“云中郡”所统辖区域多为如今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一带，与清时大同府所辖区域范围并不一致。以乾隆《大同府志》所记沿革来看，此三个历史时期的“云中郡”均与清之“大同府”无关或是仅有一部分联系。后魏于大同立平齐郡，“后齐改曰太平县，后周改曰云中”，此时大同始称云中。直至唐天宝元年（742年），“云州改为云中郡，以旧汉郡为名······十三载，云中郡领云中一县”。至此，“云中郡”才真正与大同有关系，但也仅有742年到758年这十七年时间。

而《云中郡志》所记沿革中，将赵、秦、汉时“云中郡”的历史情况记录在册并非记录当时的大同府名称，可见《云中郡志》的作者更多关注的是“云中郡”之名，而并非“大同府”之实。

（二）大同府移治影响志书命名

顺治五年（1648年），咯尔喀部的二楚虎尔犯边，多尔衮急调英亲王阿济格等人率军前往大同支援，时任宣大总督耿敦率大部分官员前往郊外迎接援军。

彼时姜瓖的形势颇为微妙，作为降清的汉人将领，其在降清后，在大同又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以续先帝之祀”为名来维护明宗室象征，被清政府斥为“大不合理”，且其先前反复游离于大顺、明、清三个政权，致使其长期处于清廷的猜忌中。当清军主力调动、大同防务出现空隙时，其趁机以大同城作为据点发动叛乱，周边府县随即相应。叛乱爆发后，总督耿敦率众官员被迫撤离大同，转移至尚未叛变的阳和卫以维持对局部地区的掌控。

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为适应战乱后的行政格局正式将大同府治转移至阳和，阳和卫随即升格为阳和府，原大同府被暂时废除，不复立官。直至顺治八年（1651年）局势逐渐稳定后，新的宣大总督佟养量和宣大巡抚陈伟疏请复移大同，阳和府复降为阳和卫，大同府治重新迁回原址。但由于“戊子之变”的影响，大同城内官署修缮、人口恢复仍需时日，直至顺治十三年（1656年），总督等官才还驻大同府城。至此，大同府治经历了“大同府—阳和府—大同府”的变迁，《云中郡志》的编纂恰处于这一行政变动的特殊时期。

《云中郡志》于顺治七年（1650年）开始编纂，此时大同府治已经移至阳和府，且阳和府的行政单位建置刚满一年；顺治九年（1652年）成书，此时大同府治虽已回迁至原址，但阳和府作为临时府治的历史尚未完全淡化。志书编纂时间恰好处于府治在大同府与阳和府之间来回移动的时期，这也导致志书命名陷入两难：若以大同府作为方志之名，既与志书编纂初期阳和府为实际治所的事实不符，又显得不尊重阳和府作为临时行政中心的历史；若以“阳和府”为名，阳和府也仅存有顺治六年（1649年）到顺治七年（1650年）两年的建置历史，后又复降为卫所，以一个短暂的行政建制来命名，方志又缺乏延续性与代表性。“在未复还大同镇城之前，志书确实没办法叫《大同府志》，叫《阳和府志》也不妥”，以大同府古称“云中郡”来命名府志就是一个颇为折中的选择。

（三）徐化溥个人对志书命名的影响

明清易代之际，中央对地方的掌控渐渗文化领域，方志作为承载地方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受中央引导与操纵，一种由官员主导、士绅文人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逐渐成形：地方行政官员负责统筹资源、确定方向，士绅文人则凭借学识与对地方的熟悉，承担具体的撰写与修订工作，《云中郡志》就是以此模式编纂而成的。

顺治七年（1650年），大同府知府胡文烨于阳和（时为大同府临时治所）到任，其深知方志的重要性，遂筹备《云中郡志》的编纂。其首先寻访阳和及周边才士充实编纂团队，当地有名望的徐化溥以才学出众任主笔，全面负责撰写。

徐化溥是阳和当地有名的才子，“徐化溥，号云门，大同县人”。其撰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仅《云中郡志》中就收录其碑文1篇、诗文3篇、跋1篇。清初侍郎曹秋岳（即曹溶，著名学者与藏书家）盛赞道：“云中有二士，徐化溥与传芳也。”足见徐化溥在当地士人中的名头之盛、地位之高。

徐化溥作为主笔，直接影响了《云中郡志》的命名。徐化溥在为《云中郡志》所撰后跋中提道：“抚此云中，实维重镇：表里河山之胜，弘开万雉金汤······”可见徐化溥为《云中郡志》撰写原稿时就将“大同府”记作“云中”，其在构思志书原稿时，已形成以“云中”指代该区域的认知。主撰者对地方历史地理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志书的整体叙事框架与核心标识，徐化溥将“云中”作为区域代称的倾向，可见对《云中郡志》最终定名的推动作用。

《（乾隆）大同府志》中提到了徐化溥所著的另一部方志《云中志》称：“徐化溥，号云门······撰《云中志》十四卷，详密简括，可佐国史。”目前资料尚未清晰地解释徐化溥所撰《云中志》与《云中郡志》的关系，大多认为二志是两本独立的方志。对于《云中志》的记录仅存于一些方志的资料中，具体内容尚不可知，无从考证。从现有信息来看，两部志书不仅同出自徐化溥，且都为十四卷的篇幅，可见二志之间一定是关系密切的，这种编纂者与卷帙规模的高度重合，很难归于巧合，足以证明二志的联系——或为前后续修之作，或为同一编纂计划下的不同版本。

无论是徐化溥在后跋中对“云中”的刻意强调，还是对《云中志》的命名倾向，都清晰地表明他对“云中”这一历史地名有强烈的认同。这种认同最终转化为对《云中郡志》命名的直接影响，使其在顺治时期大同府治频繁变动的尴尬语境下，得以超越短暂的行政建制名称，最终为《云中郡志》定名。因此，徐化溥个人的学术认知与编纂实践，实为《云中郡志》定名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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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云中郡志》作为清朝统治时期大同府首部完整保存并流传至今的官修方志，其编纂与命名深度嵌入顺治时期特殊的政治语境，既是清廷在北方边疆掌控文化话语权的实践，也是大同地区战乱后秩序重构的文化见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区域性。

该志的较早编纂并非偶然。清初，统治重心转向政治治理，地方志成为宣示正统、笼络士绅的工具，顺治时期方志编纂的兴盛为其提供了政策支撑。大同作为战略要地，加之“戊子之变”造成的残破局面，使其迫切需要一部系统方志厘清基础信息，为地方治理提供依据。在全国政策与地方急需的叠加作用下，《云中郡志》得以在顺治时期快速编纂。该志延续明代方志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的传统，填补了明末战乱后地方史记录的断层。其采用的官员主导、士绅参与的编纂模式，既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文化的掌控，也为汉族士绅参与新政权提供了渠道。书中收录的人口、赋役数据、军事防御体系记载及士人诗文碑记，为研究清初晋北社会经济、军事格局等提供了一手史料。《云中郡志》命名的特殊性，并非乾隆《大同府志》所言“泥古失实”，而是顺治时期大同府治频繁变动导致的命名两难，及主笔徐化溥对“云中郡”历史地名强烈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命名既超越了短暂的行政建制变动，又借助古郡名的文化权威性凝聚区域认同，成为地方志命名史上的特例。

《云中郡志》不仅是记录清初大同府历史的重要文献，更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边疆政权更迭、行政重构与文化调适的复杂过程，为理解清初中央与地方互动、区域社会恢复与转型提供了重要视角，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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