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日，蝉声喧嚣得似乎能摇动村头那棵老槐树，那时乡村的生活单调得像一碗没有调味的粥，最令人期待的，无非是邻村放映露天电影的消息。

那年我十九岁，在乡村与父母一起耕作几分薄薄的田地，满身的劲头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听到王家沟即将播放《南征北战》，我便拉着伙伴柱子，用两个窝头作行囊，奔向村外。脚下的泥土路被烈日烤得炽热，而我的心像燃烧的火焰一样炙热。

早早，王家沟的晒谷场便被人群填满，支撑的木杆上悬挂着白色幕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四周悬挂的煤油灯散发出昏黄的光辉，洒在一张张欣喜的脸庞上。我和柱子站在人群的中心，依靠身材高一些的优势，努力向前挤，渴望将银幕上播放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

那时人们紧密相依，肩膀相互交错，一点点移动都容易碰触到旁边的人。我专注地盯着荧幕上的战斗场景，突然胳膊肘一抬，发出清脆的“哐当”声，紧接着传来一名姑娘的惊叫。

我转身一瞧，只见地上打碎了一个印有红牡丹图案的搪瓷杯，里面的红糖水洒得到处都是，粘糊糊的混杂着一些泥土。这个杯子属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扎着粗糙的麻花辫，脸颊被太阳晒得红润，两只杏眼圆睁着，紧盯着我。

我一时惊慌失措，那时搪瓷杯极为珍贵，供销社售价一块二一只，还需要凭票购买，更不用说杯中的红糖水，那是节假日才能享用到的甘甜。看见姑娘那双焦急的眼神，想必这缸红糖水一定是为家中的长辈准备的。

我口齿不清，支支吾吾地想说抱歉，但话到嘴边只挤出几句碎碎念。姑娘见状，怒火中烧，叉腰怒骂：“你是不是瞎了？挤什么挤！这缸子是我为我娘熬的红糖水，她病了好几天，就是想喝点甜的，你却一句都不说，想着算了？”

身旁的人都望了过来，纷纷指指点点，我羞涩得脸变得通红，又怕姑娘执意让我赔缸子，那时候我兜里只有五毛钱，根本无力偿还，心上一横，紧牵着柱子就冲向晒谷场外跑去。

我原以为跑几步姑娘就会放弃追赶，没料到她性子十分刚烈，还一边追一边骂，声音明亮清晰，即使距离较远也能听见：“别跑！李家坳的那个小子，我记着你了！得赔我那只缸子和红糖水！”

我惊慌失措，毫无目标地奔跑，脚下的土路高低不平，气喘吁吁，早已把柱子甩在身后，只听见姑娘的骂声不断传来，从王家沟的晒谷地，到两村之间的玉米地，再到李家坳的村口，追了整整两里路。

到达村口时，我靠着那棵古老的槐树大口喘息，回头一看，姑娘站在不远处的土坡上，头发散乱，额头满是汗珠，还在对我喊：“你等着，我迟早会跟你算账！”话音刚落，她便气喘吁吁地转身离去。

那夜，我未能看完整部电影的后半部分，心中既紧张又内疚。村民们看到我被邻村的姑娘追着责骂，都取笑我，说我惹了“母老虎”。这件事也成为村里的笑话，后来我了解到，那姑娘名叫王秀莲，是王家沟非常有名的孝顺姑娘，性格直率，心里不容许一点沙子。

从那以后，我不再轻易踏入王家沟，然而两村相距不远，农忙时节彼此相帮，难免会遇到。每逢遇见王秀莲，她总是怒目而视，要么转身离开，要么抛下一句冷淡的话语，我心中积聚的愧疚也逐渐加重。

那年秋收结束后，我积攒了半个月的工分，又向父母借了一些钱，带着布票前往镇上的供销社，购买了一个新亮的搪瓷水壶，还称了半斤红糖。在天色渐暗时，我悄悄将它送到王家沟的村口，请秀莲的邻居帮忙转交给她母亲。

我未曾留下姓名，但纸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秀莲便知道是我送的东西。每当再次遇见她时，她虽然依旧面无笑容，但也不再责备我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两村之间的劳作交流也日益频繁，割麦子、采棉花、修建水渠，我总能碰到秀莲的身影。

我心知自身有欠缺，但每当看到她遇到困难，我总会主动伸出援手：她搬不动麦捆，我便接过来；她的锄头坏了，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磨刀工具帮她修理；她去集市赶集时，自行车胎被扎了，我则在路边蹲了将近半小时为她补好。

秀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看到我每次真心相助，她心中的隔阂逐渐缓解。有一次，我们在玉米地旁边休息，她主动开口说：“那年你跑得那么快，我追了很长时间，腿都发软了，还以为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揉揉头发笑着向她道歉，解释那时年纪还小，太过惊慌失措。秀莲轻轻地抿着嘴笑了，说：“从你后来表现出来的模样来看，也不算个坏孩子。”那是她第一次对我展露笑颜，眉眼弯弯的，我心底竟感到一丝莫名的温暖。

此后，我们逐渐变得熟络，经常在田野间一起劳作，也会共同聆听村里的广播。我时常会带一些村口小店的水果糖给她，她则会拿来她母亲蒸的玉米面窝头。日子平凡但却充满了甜蜜的味道，处处流淌着温馨的气息。

村里年长的人看在眼里，经常开玩笑说，曾经追着责骂了两里路，现在反倒变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缘分这东西，真难以用言语表达清楚。

转眼到了1984年，我已二十四岁，秀莲二十二岁，媒人带着点心来到我家提亲，正是针对王家沟的王秀莲。当时我一时愣住了许久，缓过神来后，便连声答应“愿意”。

提亲当天，我携带一些烟酒前往王家沟。秀莲看到我，脸颊染上一抹红晕，笑着说：“当年我追你那两里地，就是为了找到你家，方便向你算账。没曾想，算来算去，反倒把自己算进了你家。”

婚礼当天，乡邻们纷纷前来祝贺。有些用曾经的事情逗趣，秀莲笑着回应，眼神中却藏着深情。如今，我和秀莲已经携手步入近四十年的岁月，那只曾经崭新的搪瓷缸依然保存完好，虽然边缘因岁月而发出光泽，但仍然完好如初，仿佛见证着我们的岁月流转。

在空闲的片刻，我们常会坐在院中，回忆起1979年夏天的露天电影，以及那两里地的追逐与喊骂。秀莲总是提到，那时的我，惊慌失措，像只受惊的小兔子，而我则坚持认为，那些责骂声，是天赐的缘分，让我遇见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人。

时光变得越发顺利，从土坯房到砖砌的居所，从单纯的粗粮到丰富的衣食，秀莲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她性格暴烈，但内心善良，孝顺且体贴家庭，就像那年追着我责骂的姑娘，始终未曾改变。

我常觉得，这世上的缘分大多如此，表面上像是不经意的偶然，实际上却都是命中注定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