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的徐州，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北伐军战士身上的草鞋已经磨破，腰里的子弹却始终不够用。就在九里山阵地上，有人忍不住低声问了一句：“军长，这仗还打不打得下去？”王天培沉了一下，咬着牙回了三个字：“只能顶。”谁也没想到，这位麾下曾拥十万之众、北伐军中一度兵力最庞大的军长，很快就会在一纸电报之下，被秘密处决，连死讯都被压了下去。

说到北伐时期的军队，多数人先想到的是蒋介石的第一军，新桂系的第七军，或者唐生智的第八军。很少有人留意到，从贵州山地里杀出来的第十军，却在短短几年里从败兵残部，膨胀到十万人的庞然大物，再到土崩瓦解、被“主人”弃之如敝屣。这支军队的兴衰，几乎像一面镜子，把北伐年代军阀政治的冷酷、人情的薄凉，都照得一清二楚。

有意思的是，第十军的故事，并不是从北伐开始，而是要从晚清黔军的一场地方混战说起。

一、从贵州山乡到四川战场：一个黔人军阀的起步

1889年，王天培出生在贵州天柱一个殷实人家，家境在当地算得上颇为殷富。他父亲王大瀛出身清军绿营，都司出身，退役后在地方颇有势力。在那样的家里长大，走上军旅道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少年时期，王天培先后就读贵州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接触到的已经不再只是传统八股，而是新式军事与近代政治思潮。辛亥革命爆发，他很快投入起义队伍，随后又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一路摸爬滚打，靠真刀真枪立了功，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他担任驻川黔军第二团团长，在军中已经小有名气。

贵州军阀内部的矛盾，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伏笔。1920年前后，黔军原本就派系林立，又在川、黔两地来回折腾。总司令王文华派兵回贵阳，赶走省长刘显世，已经搅起一池浑水。副司令袁祖铭与王文华矛盾激化，在上海刺杀了王文华，黔军十个团的去向顿时成了烫手山芋。

这一年里，王天培既是执行者，也是筹谋者。他手下的部队曾随谷正伦入桂讨伐陆荣廷，途中见到了孙中山。面对孙中山时，他情绪激动地诉说贵州军阀混战、百姓困苦的局面。这番话，既有抱怨，也有表态。孙中山鼓励他“要在贵州搞革命”，王天培和弟弟王天锡也就顺势加入孙中山的阵营。

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提出一个看似“务实”的建议：把滞留北京的袁祖铭接回贵州，以统一黔军，结束混战。这个主意，得到孙中山赞许，也成为他日后与何应钦结怨的起点。袁祖铭回黔后迅速掌握军政大权，而王天培因为“迎袁有功”，部队扩编为黔军第二师，驻守黔东，风头一时无两。

不过，黔地军阀的棋局向来变幻莫测。1924年，原省长刘显世在滇军支持下卷土重来，袁祖铭、王天培战局不利，只能放弃贵阳，率残部一万余人退入四川。逃出贵州固然保住性命，却也把这支武装推上更大的舞台——四川军阀混战的泥潭。

在四川，黔军投靠了拥护吴佩孚的一方，这一步很关键。吴佩孚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让黔军不仅没被打散，反而越打越多，到1926年前后，兵力膨胀到四万余人，其中直属于王天培的主力，被北洋政府改编为陆军第九师。乍一看，这似乎是升了级，实则不过是从一个战场被推向另一个战场。

两年鏖战之后，各派川军都对这帮“贵州客兵”心生厌倦，要求他们离川。这时，贵州贫困、财力有限，已无力负担大军。广东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孙中山的“故旧感情”又被提起。王天培主动要求参加北伐，自认为有机会“转正”，从地方杂牌军变成革命军。

于是，黔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出任军长兼北伐左翼军副总指挥，党代表为周仲良，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个师，还有独立团、炮兵团、教导团等，共近三万人。王天生、王天锡、杨胜治分任师长，看上去是一支亲信围绕的嫡系力量。

这一刻，第十军从贵州地方势力，摇身一变，成了北伐前线的主力之一。但命运给出的“红利期”，其实并不长。

二、十万大军的膨胀与隐忧：从宜昌到徐州的锋芒

第十军在四川基江誓师北伐后，东出湖南，经藕池口、古老背一线击溃吴佩孚部卢金山，随后乘胜攻占宜昌。卢金山的四个师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放下武器，被全部收编。这四个师后来被改编为多个教导师和独立团，师团长如吴勉安、潘善斋、颜德基、唐思明等，逐一纳入第十军编制。

有了这一批北洋旧军骨干，第十军的兵力迅速扩张到十万人左右，成了北伐军团中人数最多、成分最为复杂的一支部队。表面看是“势焰正盛”，实际上隐患已经埋下——老黔军、新收编的北洋军，成分不同，出身不同，对蒋介石、对“革命”的认同也完全不同。

更麻烦的是，北伐军总部对这支大军的待遇，并没有与规模匹配。发下来的军饷有限，补给也不充足，官兵们连军鞋都领不到，大多只能穿草鞋上阵，有时行军作战连完整的军装都凑不齐。对于出身山地的贵州兵来说，这倒不算新鲜，但对曾在北洋军中领过正规饷银的官兵而言，落差就格外明显。

1927年春，第十军乘船沿长江东下，追击吴佩孚残部，一路打到安徽寿县一带，在当地与直鲁联军张宗昌部形成对峙。为了维持十万大军的吃喝，王天培开始扮演“地方首长”的角色：向安庆、大通、芜湖等地派出官员，设法征税，准备在安徽站稳脚跟，甚至已经暗自打算接任安徽省主席。

恰在此时，蒋介石在南京、上海一线酝酿自己的行动，需要拉拢战功显赫的部队作为支撑。蒋派出特使前来相见，开出的条件并不低——安徽或山东省主席之位，都可以考虑交给王天培。不过，面对这位“总司令”，王天培态度冷淡，没有明确答复，一来有自己的算计，二来也对蒋的实力和人品心存疑虑。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很快换了一种“小道办法”。他让自己的夫人陈洁如与王天培的小妾朱竹君结成“义姐妹”，通过闺阁往来、枕边劝说，逐步瓦解王天培的犹豫。王天培向来疼爱这位小妾，在日常生活中对她言听计从，很快就被说服，决定率第十军北上参与蒋系布置的战役，并顺手收缴了从南京突围的第六军部分部队的武器。

军队会合之后，蒋介石见到王天培，颇为高兴，当场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准备由第十军担任即将展开的徐州战役的主攻。这个安排，表面是信任，实则也将他推到风口浪尖。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孙传芳的主力被击破后，北洋残部与山东军阀张宗昌相互支援，迅速在徐州一线恢复元气，并准备据险固守。国民革命军内部召开军事会议时，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认为，要拿下徐州，至少要投入十个军，连续作战两个月，才能稳妥。

就在这时，王天培语气坚定地表态：“张宗昌那些兵，并不怎么了不起，我用五个军，两星期就能拿下徐州。”这句话，不得不说有几分轻敌，也客观上迎合了蒋介石急于求功的心态。蒋听后非常满意，当即决定由第十军担任主攻，并把柏文蔚的第三十三军部分兵力、马祥斌的第四十四军交给他统一指挥。

实际作战中，北洋军在徐州周边把兵力集中在夹沟等要点，甚至调来铁甲列车支援，火力颇为凶猛。反观第十军，装备远不如对手，炮兵稀少，大多时候只能靠步兵硬顶。在夹沟一线，经过三天血战，第十军才终于攻下阵地，缴获装甲车辆十二辆，武器弹药不计其数。趁着这一战的余威，第十军再次猛攻，仅用两天一夜便突破防线，攻入徐州城。

徐州一役，第十军伤亡三千余人，几乎全是正面冲锋打出来的战果。对照之下，作为总指挥的白崇禧将第七军放在后方，几乎没有投入前线，这种“坐收渔利”的安排，在前线官兵心里自然难以接受。王天培对这种“前线出血、后方得利”的格局极为不满，埋下了他与桂系间的心结。

战后，第十军继续北上，第28师师长王天锡率部连克兖州、泰安，缴获枪支两千余条，把张宗昌逼退到济南一线。这时，昔日保定军校的同学关系起了作用。张宗昌手下不少师旅长是王天培的同学，他们纷纷派人秘密来信，表示只要北伐军攻城，他们愿意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对第十军来说，这意味着兵力有望再度扩展，甚至可能掌握山东重要地盘。

然而，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何应钦耳中。

三、战功之后的命运急转：被“弃子”的第十军

在纸面上，若第十军能顺利接收张宗昌残部，兵力可能突破十万大关，成为国民革命军中最为庞大、战功显赫的一支力量。从现实权力格局来看，这样一支“外来大军”壮大到这种程度，对蒋系与桂系都是潜在威胁。

何应钦当时已经成为蒋介石倚重的重要将领，手握实权。他得知王天培与张宗昌旧部有“暗线沟通”后，立刻向蒋介石进言。蒋、何两人做出的决定，简单却致命——命令第十军原地待命，不许继续推进，对济南之战按下暂停键。

这一命令，表面上是“军事调度”，实质上却打断了第十军再度扩充的机会。张宗昌借此赢得宝贵的整顿时间，而第十军前线的困境却没有丝毫缓解。缺衣少粮、弹药不足、薪饷长期拖欠，成为压在官兵头上的三块大石，尤其是新收编的北洋官兵，心理落差更大——在吴佩孚手下，工资虽然不高，但基本不拖欠；现在挂着“革命军”的名号，生活却比以前更苦。

1927年6月底，直鲁联军抓住时机，对山东滕县方向发起反攻。此时的第十军，表面上仍有兵力，实际上已经严重失血。许多官兵一枪未放，就选择放弃阵地转身逃离。唯独第28师仍保持相对完整战斗力，这支主力以贵州子弟兵为主，纪律和凝聚力强一些，还能撑起一个阵面。

兖州、徐州相继失守后，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急忙调陈诚率领的第二十一师赶往前线救火。然而，第二十一师刚上阵不到四个小时，就被直鲁联军打得大败而归，连此前拼死夺下的夹沟据点也丢掉了。蒋的嫡系部队这一仗打得极为难看，让他不得不再度把希望押在王天培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给第十军发来五十万发子弹和一万二千块银元，这一批补给对前线官兵来说，简直像雪中送炭。士气有所回升之后，第十军再次夺回夹沟，随后重返徐州，与直鲁联军在九里山、卧牛山、云龙山等地展开激战。

遗憾的是，张宗昌得知夹沟失而复得后，本打算北撤，却在确认对面主力只有第十军一个军时，改变了决定，下令全军下车反击。按照原定计划，国民革命军的预备队本应按时赶到战场与第十军形成合击之势，但支援部队迟迟未能到位。结果，第十军在孤军作战的情况下，难以抵住压力，再次败退，反攻徐州的行动宣告失败。

7月4日，第十军余部被迫南撤，一部分逃散，一部分经由合肥与第三十三军会合，试图重整旗鼓。王天培本人则乘专列赶回南京，打算当面向蒋介石汇报情况，解释战局。在火车上，他满腹郁寞，对参谋处长厉建猷说了句心里话：“戎马半生，还没吃过这样的败仗。”厉建猷安慰道：“打仗像赌钱，有输有赢。风头不好时先避一避，合肥那边还可以保存实力。”

从军事角度看，这话并不算夸张。但南京的政治算计，却已经远远超出前线军人的理解范围。

到达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蒋介石主动打电话给王天培，说下午要登门谈话。结果这位“总司令”并未按约而至。王天培担心有军情要议，第二天亲自前往蒋的司令部拜见，却没见到蒋本人，反而被卫兵以一纸逮捕令扣押——签名正是“总司令蒋介石”。

之后三天里，局势变化更令人玩味。蒋介石突然以“下野”名义离开南京，赴日本“避风头”，临走前把军政大权交给何应钦等心腹处理。在这一背景下，南京当局以“克扣军饷、延误战机”为名，决定对王天培处以极刑。很多说法把枪决命令归于何应钦，但如果没有蒋介石事前点头许可，何应钦很难独自做出杀一军长的决定，这一点，长期研究这一时期史事的人大多心知肚明。

之后的情节颇具“密室政治”的意味。蒋的幕僚知道何应钦与王天培“迎袁回黔”的旧怨，担心他下手过狠，便建议蒋先将王天培秘密转移到杭州西湖附近一处别墅，交由一个连长率兵看守。这位连长起初对王天培态度尚可，却在1927年9月2日夜间接到南京发来的电报，被迫执行“枪决令”。

据传，当晚他让人用人力车把王天培拉到僻静之处，亮出那份电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克扣军饷，延误战机，应处极刑，着即枪决执行。”王天培见状，情绪彻底崩溃，抱住连长哽咽问：“连座，你能救我一命吗？”连长的回答很现实：“我不行，监视我的人，比监视你的人还多。”

话音刚落，他掏出手枪，将王天培击毙，就地掩埋。后来，王天培的副官辗转寻得遗体，葬于杭州。据说在遗体上还发现了一封写给五弟王天锡的遗言，劝其好好掌握第二十八师，为他报仇。只是事后看，这种“托孤式的复仇期待”并没有任何落实的机会。

王天培死后，第十军的骨架虽然尚在，却i已经失去了支柱，很快在各路势力之间被反复瓜分，最后几乎难见完整踪影。

四、第十军余脉的漂泊：从反蒋情绪到被时代吞没

王天培遇害后，南京方面立即调整第十军的人事架构。第三十师师长杨胜治被扶正为军长，罗启疆接任师长。原本依托的三大基干师还在，但新收编的北洋部队纷纷另谋出路——潘善斋率教导第二师投奔第三十三军，就是典型一例。

在这场人事洗牌中，第二十八师的走向尤为复杂。起初，王天锡打算带着这支以贵州兵为主的部队，前往江西投奔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途中，副师长罗秉权以及三个团长突然夺取兵权，实际控制部队，这背后，有何应钦暗中运作的影子。

不过，第28师官兵大多对蒋系积怨颇深，对南京的指挥早已心生抵触。反蒋情绪激发之下，部队把罗秉权等人赶走，推举军械主任周志群为新师长。这支六千人的队伍辗转抵达朱培德处，被改编为第十二师第三十六旅。此后朱培德投降蒋介石，第三十六旅又被编入闽北军阀刘和鼎麾下，改称新编第十一师、独立第六旅，主要任务是对付闽北红军游击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支部队在国军重新整编的大潮中被裁撤，官兵补入川军第二十六师。1946年7月，第二十六师在江苏如皋被华中野战军歼灭，黔系这一支线索至此终结。在长达二十年余的辗转中，这支出身于黔军的部队，经历了多次改编、易主，最后消失在另一个战场上。

另一条线索则绕过第十军原有番号，延续于罗启疆等人的编制流变之中。原本白崇禧打算将第十军余下两个师改编为第十三军，但遭到官兵反对。之后，杨胜治带残部投靠蒋介石，行至滁州时，罗启疆与他不合，带一个团外加一个营脱离，转向湖北，被白崇禧收编为独立第二师。

新桂系战败后，独立第二师又回到蒋军系统，改编为独立第三十四旅，仍由罗启疆担任旅长。该旅受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指挥，主要在湘西对付红三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三十四旅开赴淞沪战场，损失惨重，战后被缩编为一个团，编入粤军第九十师。

罗启疆本人与一批军官之后重组预备第十三师，后来与第十三军补充旅合并为第八十二师。由于始终带着“杂牌军”的标签，这支部队在抗战期间被各集团军多次“踢来踢去”：先后划归第九十八、第九十二、第七十九、第三十二、第八军等部。到1945年1月，第八十二师被裁撤，官兵又被补入第一〇三师、荣誉第一师，番号彻底消失。

至于第十军残存的主体，在二次北伐中仍以“第十军”名义存在，之后在全国军队缩编中改为第十师，辖第二十九、第三十两个旅。待遇上，这些部队拿的军饷比嫡系少，干的活却并未减少。随着军阀混战与中央集权的推进，这样一支“无靠山”的旧黔系部队，终究难逃被分割、并入他军的命运。

第二十九旅在1931年改为第二师独立旅，后来两个团调入第八十师，另一个团被拆散。黔系第十军的番号传承到这里，实际上已经走到末路。

有意思的是，第十军原主要军政主官的个人结局，也颇能说明当时军人命运的多样。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锡，后来任贵阳警察局长，远离一线战场，1979年在贵阳病逝，享年八十六岁；第三十师和后来第十军军长杨胜治在失去兵权后，于1931年病逝于上海医院，仅三十六岁；第三十六旅旅长周志群在抗战胜利后退役，1948年病逝在家中，终年五十岁；独立第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长期奔波于内战、抗战前线，1940年在岳阳病逝，只有三十八岁。

从这些零散结局拼在一起，大致可以看出一条线：黔系第十军从贵州山地出发，沿着护国、护法、川军混战、北伐、内战、抗战一路走来，最后几乎完全被时代的浪潮吞没。真正被后人记住的，反倒是那一段极为短暂的高峰——十万大军压境徐州，以及随后那场因政治算计、补给失衡而导致的大败。

如果把王天培的人生轨迹与第十军的兴衰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颇为讽刺的对比：这一位从辛亥起便投身革命，以“忠实信徒”自许的黔人军阀，最辉煌的时刻是在北伐军旗下，而他最惨烈的结局，却也是在“自己人”的手里完成。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济南之战允许第十军顺利扩充，若补给能够按时到位，若支援部队能够按期赶到，徐州战局是不是会有另一种走向？这些问题，史书很难给出明确答案。但有一点并不难看出：在那个刀口上讨生活的年代，战功并不必然意味着安全，军队规模越大，未必就越有保障。

从贵阳到宜昌，从基江到徐州，黔系第十军留下的，是一串并不算耀眼，却足够沉重的地名。而那句“戎马半生，还没吃过这样的败仗”，在王天培死后，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自证——他输的不只是战役，也是自己在复杂权力格局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