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上海金融法院消息，70多岁投资者乐某310万元买信托，兑付违约，乐某认为自己被信托公司业务员误导欺骗，请求撤销信托合同、追回本金并索赔，而信托公司则辩称自身无过错，法院最终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驳回了乐某的全部诉求。

310万信托投资违约，引发两审诉讼

本案的起因要追溯到2021年5月，70多岁的乐某平时很少直接对接理财销售事宜，日常理财沟通均由其老伴顾女士出面。2021年5月前后，顾女士与某正规信托公司的业务员取得联系，业务员向其推荐了一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经过多轮沟通后，乐某最终决定出资认购该产品，先后投入310万元，这也是其此次投资的全部本金。

面对巨额投资损失，乐某坚持认为，自己之所以会购买这款风险并不低的信托产品，完全是由于信托公司业务员的虚假宣传和故意误导，且信托公司办理投资手续的流程存在严重违规，自己是在被欺骗、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信托合同。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此类因欺诈、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应当予以撤销，因此乐某要求信托公司返还其全部投资本金，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在与信托公司沟通无果后，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其撤销信托合同、追回本金并索赔的诉求。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经过全面审理，认为乐某提出的诉讼理由不成立，依法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乐某无法接受这一结果，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遂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案件，并要求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信托公司承担，由此引发了本案的二审审理。

双方争议：投资者诉欺诈误导，信托公司辩无过错

本案核心争议聚焦三大关键：乐某是否因欺诈或重大误解签订信托合同、信托销售环节是否存在违规、乐某主张撤销合同并追偿本息能否获得法律支持，双方就此展开激烈抗辩。

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三项核心理由。 其一，业务员存在刻意误导欺诈行为。选购产品时，夫妇二人特意核实抵押保障，业务员明确产品无抵押物，却承诺通过监管账户严控项目销售回款，以此作为安全保障，这也是二人决定投资的关键原因。事后乐某发现，合同标注的账户仅为简单资金代付功能，与回款监管完全不符，业务员刻意混淆概念误导老年投资者，构成法律层面的重大误解，而一审法院未认定该事实，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

其二，一审裁判标准不公、适用法律错误。乐某年逾七旬，认知与风险判断能力较弱，但法院未考量老年人特殊弱势，直接套用普通理性投资者标准评判，有失公允。同时涉案合同为信托公司预制格式文本，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依据法律规定，格式条款产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制定方的解释，一审却偏袒信托公司，法律适用存在明显偏差。

其三，销售流程严重违反监管规定。金融监管要求信托购买需提前完成 “双录” 流程，保障投资者权益。但本案中乐某先行全额支付310万元本金，一周后才补做双录。信托公司以老人操作不熟为由辩解，乐某则认为这是机构刻意补全合规流程、规避监管责任，一审未核查该违规情形，审理存在明显疏漏。

信托公司全面反驳上诉理由，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首先，重大误解依法不成立。法律要求重大误解需对产品本质与合同核心内容产生根本性误判，并直接决定投资决策。乐某清楚产品属性、无抵押现状及风险提示并签字确认，仅对单一风控细节理解偏差，不符合撤销合同的法定条件。

其次，合同条款表述清晰合规，无需倾斜解释，不存在刻意模糊或免除自身责任的情形。此外产品违约后，机构积极处置风险：底层融资方已进入破产清算，债权经法院确认；同时已起诉担保人且一审胜诉，持续推进资产追偿，后续将按回款比例兑付。

最后，双录延迟仅为轻微流程瑕疵，并非故意违规，未违背投资者真实意愿，不影响合同合法效力。

最后，对于双录延迟的问题，信托公司辩称，这并非故意违规，而是因为乐某年纪较大，对线上双录系统操作不熟练，反复尝试均未成功，才不得已延后几天完成录制。这一流程上的小瑕疵，并未影响乐某自愿投资的真实意愿，也不会导致信托合同无效，更不能成为乐某撤销合同的理由。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律边界清晰明确

二审期间，乐某与信托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因此法院完全认可一审法院查清的全部案件事实。对于乐某提出的“等待检察院监督结果再审理”的申请，法院明确表示，检察监督并非法律规定的必须暂停案件审理的法定理由，因此驳回了其申请，继续正常审理本案。

二审法院最终作出判决，明确了一个关键问题：乐某不能以“被骗了、理解错了”为由，撤销信托合同并拿回全部投资本金，具体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乐某的情况不符合法律上“重大误解”的认定标准。法律对重大误解的要求极为严格，必须是投资者对产品的性质、合同的核心内容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知，且该错误认知是导致其投资的关键原因——如果没有这个错误，投资者绝对不会作出投资决定，才能认定为重大误解。而本案中，乐某只是将合同中的“资金代付”误解为“销售回款监管”，他明确知道该产品是不保本的信托产品、没有抵押物，也清楚投资存在风险，并非被欺骗购买了其他类型的产品，也不是对整个投资行为的本质存在误解。这种对单一风控措施的理解偏差，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撤销合同的标准，因此乐某主张的“重大误解”不能成立。

第二，业务员的表述不构成欺诈，信托公司无故意骗钱的行为。法院认为，业务员虽然对“账户监管”的表述不够准确，存在一定瑕疵，但并未编造虚假信息、故意欺诈乐某。此外，按照相关规定，涉案底层项目的预售资金本就由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并非信托公司能够自主管控，业务员的表述偏差属于认知或沟通上的小问题，而非故意误导。同时，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信托合同和风险申明书时，应当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和风险提示，其在风险申明书上签字确认，就意味着认可合同内容、自愿承担投资风险，不能将自己未仔细阅读合同的责任推给信托公司。

第三，年纪大不能成为特殊免责理由，双录瑕疵不影响合同效力。法院明确，法律对重大误解的判断标准是统一的，不会因为投资者年纪大、认知能力弱就放宽要求，只要投资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应当对自己的签字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双录延迟的问题，确实属于流程上的小瑕疵，但该瑕疵并未影响乐某自愿投资的真实意愿，也不能推翻整个信托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能因为这一微小瑕疵，就撤销涉及310万元的重大投资合同。

最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乐某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920元，全部由上诉人乐某承担，该笔费用已由乐某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作出之日起立即生效，乐某不得再就本案提起上诉。

本案的判决，明确了政信信托投资中“自愿投资、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也提醒广大投资者，尤其是老年投资者，在购买信托等理财产品时，务必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和风险提示，切勿轻信业务员的口头承诺，理性判断投资风险，避免因自身疏忽或误解引发投资纠纷。同时，也警示金融机构在销售理财产品时，应当规范销售流程、准确披露产品信息，避免因沟通偏差或流程违规引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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