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

一场举世瞩目的访谈即将开始。

一位满头银发的中国老人，与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女记者相对而坐。

女记者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调试了几次角度，直到确认机器完好，才收回了手。

在场的人不多，只有五个人：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翻译施燕华、一名记录员，以及法拉奇本人。

没有人料到，这个下午会成为一个世纪外交采访史上的传奇篇章。

法拉奇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76岁的中国领导人——花白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深灰色的中山装穿得笔挺，整个人坐在沙发上，透出一股沉稳而笃定的气势。

这位女记者采访过世界上无数叱咤风云的人物：基辛格、西哈努克、侯赛因、阿拉法特、甘地、霍梅尼……她有着“世界政坛采访之母”的盛名，却也让各国政要对她又敬又畏。

基辛格在被她穷追猛打之后，曾对《纽约时报》无奈地感叹：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法拉奇以提问之犀利、言辞之刻薄著称。

她从不给受访者留情面，一个问题抛出来，往往像手术刀一样直插要害。

这一次，她来到中国，目标只有一个——采访邓小平。

她的决心不是一天两天了。

法拉奇关注中国已久。

当邓小平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力排众议推行改革开放之时，一种职业的敏锐直觉告诉她，这个人身上一定有料。

她先后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却都被婉言拒绝。

但这并没有浇灭她的热情——法拉奇骨子里就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转机出现在1980年。

那年秋天，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即将访华。

法拉奇与佩尔蒂尼私交甚笃——她的父亲与总统是多年老友，二人可以随时通电话。

法拉奇找到佩尔蒂尼，请求他在访华时向中方“推荐”自己进行一次独家专访，并且必须是独家，不能让任何其他记者知道消息。

佩尔蒂尼没有拒绝，亲自致电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介绍了法拉奇的情况，强调这位记者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希望中方同意她采访邓小平。

外交部新闻司将这一情况向邓小平汇报后，他点头同意了。

接到中方邀请时，法拉奇兴奋得几乎跳起来。

她立刻办理签证，飞抵北京。

8月18日，法拉奇抵达北京，住进了民族饭店。

那时民族饭店正在改建，西半部分装了空调，东半部分还没有。

有空调的地方住的外国人多，法拉奇为了避开同行，特意选了东边没有空调的房间。

8月的北京暑气逼人，房间里闷热不堪，她把自己关在里面，拉上窗帘，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在采访前一天，法拉奇主动要求先见见翻译。

那天下午，施燕华赶到民族饭店时，推门进去，房间里光线昏暗，法拉奇穿着深色衣服、牛仔裤，站在烟雾缭绕中，活像一个神秘的女巫。

她像面试一样盘问施燕华：“你给谁做过翻译？你给邓小平做过多少次翻译？你有把握吗？”

最后，她拍拍施燕华的肩膀，说：“好，我相信你。”

临别时，她特意叮嘱：这件事必须保密，不能让任何记者知道我来北京是为了采访邓小平，要搞独家报道。

现在，这位世界闻名的记者就坐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对她心心念念想要采访的人。

为了拉近距离，法拉奇先聊起了家常。

她笑眯眯地对邓小平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微微一怔，随即笑道：“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

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里知道的。”

邓小平摆摆手：“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

邓小平幽默地接道：“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几句轻松的寒暄过后，空气忽然变了。

法拉奇按下了录音机的录音键，那红色的指示灯亮了起来，像一只警觉的眼睛。

她的第一个问题就直戳要害。

“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都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法拉奇目光如炬，“可是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一路上只看到一幅，就挂在紫禁城的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这番话看似在问画像，实则问的是中国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在场的工作人员心头一紧——这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

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连寒暄都带着钩子。

翻译施燕华后来回忆，那一刻她心里是有些发怵的。

按照外交部领导之前的叮嘱，如果法拉奇的问题问得太过出格，她可以在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缓一缓”。

但她很快就发现，这份担心是多余的——邓小平不仅没有回避，反而侃侃而谈，似乎早就等着有人把这些话题放到台面上来。

邓小平没有犹豫，直视法拉奇，一字一句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

他接着说：“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看，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紧追不舍，又抛出第二个问题：“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的时候，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这话说得极其刁钻——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五根手指，那第五根是谁？

邓小平对此报以一笑。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必须清楚地区分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当然，邓小平也没有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他坦率地承认，毛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犯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

但他强调，这些错误的性质和林彪、“四人帮”的问题完全不同。

法拉奇步步紧逼，又抛出一个更让人冒冷汗的问题。

她问：毛主席纪念堂会不会拆掉？

她说，外面有很多人在猜测。

邓小平平静地告诉她，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这件事本身是违反毛主席自己意愿的——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亲自倡议身后火化、不建坟墓，他是第一个签名的，中央高级干部也都签了字。

“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敬意。

这些关于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都回答得坦坦荡荡，毫不躲闪。

翻译施燕华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好像是有备而来，“他很愿意通过她让外面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法拉奇以尖锐著称，邓小平却似乎特别喜欢这种针锋相对、单刀直入的提问方式。

他不喜欢平淡无奇、没有棱角的问题，相反，他希望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思考，激发他把他想说出来的话说出来。

谈话的氛围慢慢松弛下来，却又被法拉奇拉向了另一个方向。

她把话题转到了改革开放上。

这位意大利记者直言不讳地问道：“改革开放将国外的资本引入中国，这一定会涉及到私人投资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在中国滋生出小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西方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到底还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的回答举重若轻。

他指出，中国的建设方针始终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只起辅助作用。

不管引进多少外资，占的份额都不会太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或者外国人在中国建工厂，这都只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

即便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混杂进来，“但也并不可怕”。

法拉奇点头，似乎对这个回答感到满意。

她意识到，邓小平不是那种用口号搪塞问题的政治家——他有自己的思路，而且愿意把这些思路摊开来，放到桌面上讨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民大会堂118厅里的谈话仍在继续。

法拉奇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尖锐得如同一把把匕首。

而就在这时，她忽然收住了笑容，目光直直地盯着邓小平的眼睛，抛出了一个足以让在场所有人心跳暂停的问题。

“邓先生，”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像您这样能力和才华都这么出众的人，为什么一直是二把手呢？”

空气仿佛凝固了。

翻译施燕华愣住了。

她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问题问得太毒了。

她一边翻译，一边留意着在场工作人员的表情。

记录员手中的笔悬在半空，沙沙的写字声都变轻了。

“你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老是当第二把手？”

“为什么一直居于二把手的地位？”

法拉奇的意图不难揣测。

西方媒体对此早有议论——有人暗指邓小平不敢当一把手，是害怕改革失败后承担责任；有人甚至以此编造出一套“中国权力结构不正常”的论调。

法拉奇把这个问题拿到台面上，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当面问清楚。

在场的人屏住呼吸，等着邓小平的反应。

邓小平没有片刻的迟疑。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118厅里回荡，那是一种毫不做作的、从心底涌出的畅快。

他笑着说：“当二把手并没有妨碍我发挥作用。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

他又反问了一句：“我的岗位影响我的工作了吗？”

轻轻松松，四两拨千斤。

法拉奇显然没有料到这个回答来得如此干脆。

她本以为这个问题会让邓小平迟疑、掩饰，甚至难堪，可眼前这位76岁的老人，用一个反问就把整个逻辑翻转了——不是因为无能而屈居二线，而是根本不在乎自己坐在第几把椅子上。

停顿片刻，邓小平又接着说了一番话。

他说，为了让中国发展得更好，他和一批老同志准备退居幕后，扶持更多年轻的同志来管理这个国家，这样的中国才更有发展前途。

法拉奇在世界各地采访过无数政要，见过太多迷恋权力、不肯放手的人。

可眼前这位为中国做了一辈子贡献的老者，却在谈主动让贤。

她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对权力的所有理解，在这个人面前都变得苍白了。

据施燕华回忆，采访结束后法拉奇对她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邓小平。”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光。

后来法拉奇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给邓小平，信尾写道：“采访您是我的宿愿。我曾经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

“他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人感到亲切。”

法拉奇在施燕华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

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走一边说：“他（邓小平）是个伟人。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他真幽默。我喜欢他的风格。喔，我喜欢他！我喜欢他！”

接连说了好几次“我喜欢他”。

采访不知不觉过了中午12点。

邓小平向来对会见外宾的时间控制得非常严格，到了吃饭时间就会准时结束。

但今天，他破例了，超出了预定时间十分钟。

这时邓小平拍拍肚子，幽默地说：“一到吃饭的时间，这肚子就开始闹革命了！”

他说这话时，现场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那种紧张的气氛被彻底冲散了。

但邓小平显然意犹未尽。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看来你还有问题要问我。那就这样吧，我们再重新约个时间，你接着问，我接着答。”

法拉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两次被拒、动用总统关系、才争取到的一次采访机会，已经超时了，邓小平居然主动提出再谈一次。

她高兴得从座位上蹦了起来——这是施燕华后来回忆时说的原话。

她赶紧应道：“OK！ OK！”

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118厅。

这一次，她的问题更加深入，直接触碰到了国际舆论中最敏感的话题。

她告诉邓小平，西方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个问题比“二把手”还要刁钻——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去斯大林化政策引起了巨大争议，西方把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相提并论，暗示他在中国推行类似路线。

施燕华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虽然知道这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但她清楚邓小平的个性——他不喜欢平淡的问题，他需要高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于是，她照直翻译了。

邓小平听了这话，没有动怒，也没有回避。

他淡淡地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他随即列举了赫鲁晓夫所做的种种，最后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又试图将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邓小平坚决地将二者分开——他说，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尽管后来法拉奇并未被完全说服，但邓小平那种不卑不亢、坦率诚恳的态度，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采访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结束时，邓小平主动伸出手与法拉奇握手告别，笑着问道：“怎么样，你看我这次考试能得多少分？能及格吗？”

法拉奇望着这位幽默而从容的老人，激动地说：“满分！满分！今天的采访，简直是太精彩了！”

两次采访结束后，法拉奇回到民族饭店的房间，立刻开始整理采访记录。

她非常敬业——一段录音反复听好几遍，遇到听不懂的词句就向施燕华请教。

邓小平的四川口音重，录音里总是夹杂着“这个这个”的口头语。

法拉奇问施燕华这是什么意思，施燕华说这没有实际意思，就像英文里的well，可以不翻。

但法拉奇坚持要加上，她说：“这说明他性格上的特点。”

法拉奇整理完成后的文稿，包含了“这个这个”在内的5227字，于1980年8月31日首发在《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

有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

之后，西方各大报纸纷纷连载，引起强烈反响。

法拉奇后来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她认为，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

这位采访过无数政要的女记者，生平第一次对一位中国领导人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

把时间倒回到三年之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等全部职务。

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跌落、几经沉浮的政治家，第三次重新站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按照邓小平的意愿，中央安排他主管科技和教育两个关键部门。

他下定决心，要不遗余力地把科技和教育工作抓上去。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大的棋局还在后面。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邓小平复出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外交命题。

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

从7月到12月，双方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秘密谈判，中方坚持的“撤军”“断交”两大原则已基本被美方接受，但在公报草案的措辞、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亲自走上前台，直接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进行了多次会谈。

在他的运筹帷幄下，美方最终同意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增加一条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双方也就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达成一致。

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邓小平果断决策暂时搁置争议，排除了公报如期发表的最后障碍。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刚刚完成，邓小平又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香港。

1979年3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

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前来拜访邓小平。

当时的香港，特别是新界地区，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对“新界”的租期到1997年6月30日截止。

能否签订跨越1997年的土地投资合同，成了投资者们反复询问却无人能答的难题。

麦理浩这次来北京，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是一次“投石问路”。

他试探性地提出签订跨越“九七”的土地合同问题，想看看中国政府的底线在哪里。

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但他紧接着又说：“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

他还进一步明确告诉麦理浩：“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香港问题，“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

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使用“一国两制”这个词，但“香港搞资本主义、内地搞社会主义”的表述，已经清晰地传达出了这个伟大构想的雏形。

麦理浩回到香港后，在记者招待会上高兴地宣布了邓小平的话：“请香港投资者放心！”

此话一出，中外投资者信心大增。

1979年，香港民用楼宇平均价格上升了67%，恒生指数在1979年至198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中美建交和香港问题之外，邓小平在另一条战线上也开始了大胆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力排众议，毅然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这条路上充满了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有人担心引入外资会动摇社会主义根基，有人担心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有人担心步子迈得太大会摔跟头。

但邓小平看得很清楚。

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反复阐述一个观点：中国要发展起来，就必须把大门敞开，对外开放，吸引国外的资本进入国内市场。

但同时，不能一味依赖外来资金和技术——必须学习外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再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这样才能让中国真正发展起来，走得长远。

这是改革开放的核心理念，也是邓小平一生实践中最深刻的政治遗产。

就在法拉奇结束采访离开中国之后不到一个月，1980年9月，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如约访华。

访华期间，他向邓小平转达了法拉奇对他的崇敬之情。

而在千里之外的意大利，法拉奇已经在整理她与邓小平的对话录音了。

她一字一句地核对着每一段对话，甚至连邓小平随口说的“这个这个”都不肯删去。

她知道，这不是一个采访对象的习惯性口头禅——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印记。

1982年10月，中英两国正式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始谈判。

谈判几度陷入僵局，英方坚持“不能有先决条件”，中方则坚持必须在肯定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才能谈其他问题。

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加紧完善1997年后对香港的具体政策。

到1983年3月，一个成熟的12条政策方案最终形成。

邓小平特别指出，这12条里面有个“50年不变”的规定，“这样可以使香港人放心，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

12条方针政策确定后，邓小平放出信号：如果中英谈判谈不好，中国政府至迟将在1984年9月单方面宣布于1997年收回香港。

消息传出后，英国政府感到了巨大压力。

1983年3月10日，撒切尔夫人致信中国领导人，提出妥协，建议双方进行一揽子实质性谈判。

中英谈判终于走上了正轨。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又过了几个月，法拉奇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

信是施燕华代邓小平写的，感谢她精彩的采访和如实的报道。

法拉奇把这封信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每天都看得见。

她常常对来访的朋友说：“邓小平是我见过的最有风度和幽默的领导人，面对我那些看来唐突和无理的问题，他都能一一回应。”

她甚至告诉施燕华：“他（邓小平）是我采访过的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让我感到亲切的。”

时间流逝。

法拉奇的采访稿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无数读者通过这些文字，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这个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中国老人。

他不是书本上的政治符号，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画像。

他是一个会哈哈大笑、会拍着肚子说“肚子要闹革命了”的人。

他是一个不介意自己是几把手、只在意能不能干事的人。

他是一个把权力交给年轻人之后，仍然没有停止为国家寻找出路的人。

1981年，也就是接受法拉奇采访一年后，邓小平如他所说，从国家核心领导人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把领导人的职位让给了比自己年轻的人。

但他没有回家安享晚年。

他仍然在思考，仍然在说话，仍然在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他的声音不再那么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但他的思想——关于开放，关于发展，关于人民的福祉——却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土壤里。

法拉奇后来再也没有采访过邓小平。

但她一直保存着那盒录音带。

录的正是1980年8月21日那天上午的对话——邓小平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上面。

那是一个时代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