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5月，德川幕府派遣“千岁丸”号官船，专程前往上海开展考察。

考察团队中，不乏后来深刻影响日本近代史的重要人物，比如“倒幕运动先驱”高杉晋作，近代日本海军创始人之一的中牟田仓之助以及名仓予何人、五代才助、日比野辉宽、峰源藏、纳富介次郎等知名人士。

“千岁丸”号抵达上海后，这一行人被这座城市既繁华又混乱的“魔性”彻底震撼。这次考察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便是此后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从先前的尊敬逐渐转变为不甚尊敬，甚至带有鄙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具备敏锐政治眼光的人，更对在西方列强面前一味退让的清政府以及其统治下的中国，生出了深深的失望。

首次访问上海的“千岁丸”号

01上海港的繁盛与底层民众的窘迫

日本人的这种态度转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给予了他们最直接、最强烈的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上海港繁盛外表下，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

跟随“千岁丸”号来到上海的商人松田屋伴吉，频频感叹上海港的“罕见”与“热闹”：

从吴淞江到上海，行程约五里，中国的渔船不计其数，此处俨然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沿着吴淞方向行进，能看到法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还能隐约望见散落的人家与城楼。

上海江边停泊着英国船只，这些从未见过的外国船，约有五十艘连成一片停靠，此外还有中国木船、蒸汽船等各类船只。

但与此同时，他也敏锐的注意到，居住在船上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极为困苦：

许多形状奇特、难得一见的船只，也都拴在岸边。那些狭小的中国木船，有的甚至被当作居所；妇女与孩童居住其上，生活条件实在简陋至极。这里的船只多到难以计数，堪称古今罕见的热闹之地。

他还亲眼目睹了令人心酸的一幕：

一个相貌丑陋的妇人，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摇着船桨划船，那模样简直难以形容。这都是因生活极度贫苦，连养活自己与孩子都成了奢望。到了夜晚，数千艘船只各点一盏灯火，景致虽佳，却藏着说不尽的辛酸。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外滩

1892年，学者原田藤一郎抵达上海。此时的上海港，依然延续着过往繁华与窘迫并存的场景：

上海在东亚，堪称“人类博览会”的会场，世界各国人种在此汇聚，早已不足为奇。英法美三国租界位于中心地带，车船交织、百货转运，一派的繁忙景象。但最让初来者感到震惊的，仍是清朝底层民众的庞大数量。

我们的邮船一抵码头，数百上千名清朝底层民众便蜂拥而至，吵吵嚷嚷地争抢着上船搬运行李。此时，船员对他们的斥责与鞭打，简直无休无止。唉，这些中国人难道就不是人吗？

这段记录，不仅凸显了上海港的繁忙，还揭露了底层民众被肆意欺凌和轻视的窘迫处境。

1906年，赴重庆任教的教师中野孤山抵达上海。尽管上海被世人称为“东洋的巴黎”，但生活在极端困境中的上海“苦力”，令他大为感慨：

说到苦力的模样，看一眼便会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手脚表面，覆盖着一层由污垢凝结而成的特殊“皮肤”，满身瘿瘤且衣衫褴褛。他们会来回窥探客舱，有时还会从垃圾堆中搜寻乘客吃剩的肉食，一旦寻得，就会吧嗒着嘴狼吞虎咽。这些人的不洁之举，实在是令人震惊。

1908年，学者小林爱雄来到上海。

他此前尽管对本地“苦力”的境遇有所耳闻，但亲眼所见后才发现，“苦力”已经成为看上海码头的一道固定“风景”：

船一靠岸，传说中的苦力便蜂拥而来，无论何物，只要见是行李，便争相搬上岸。这里便是他们激烈争夺、辛酸谋生的舞台。

19世纪末的外滩码头

1910年，学者佐藤善治郎来到上海。与前面几人相比，他对苦力与底层民众的描写更为细致：

船终于抵达邮船会社的码头（浮栈桥），横向停靠下来。就在船将停未停之际，几十个衣衫褴褛、污秽不堪的中国人，猛地登上了船舷。我深感惊愕，这些人中，一半是中国旅馆的揽客员，另一半则是帮乘客搬运行李的人。

揽客员将写有某某客栈（旅店）、宽约二寸、长约五寸的红色厚纸，硬塞进我们的胸前，甚至塞到颚下。只要行李稍一松手，便会被他们抢夺而去。

在我看来，‘他人不可轻信’这句谚语，用在这些人身上再贴切不过。船员们面对蜂拥而至的人群，只能奋力将其推开。这些人的脸上，没有丝毫温情，也无半分笑容，宛如幽灵一般，模样十分凄惨。”

从不同时期、不同日本人的记录中，我们能清晰看到——晚清的上海港，虽因西洋贸易变得繁盛异常；但繁盛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无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他们终日挣扎在生存边缘，受尽苦难与欺凌；这样的景象，进一步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20世纪初的外滩

02上海县城及其周边的苦难景象

纵观整个晚清时期，在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地区，随处可以看到生活困苦的民众。

跟随“千岁丸”号抵达上海的画家纳富介次郎发现：

凡是为躲避战乱而来的难民，皆无固定居所。他们或者伫立路旁，或者栖身船上，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只为勉强维持一日生计。

他们的生命如同悬丝一般脆弱，实为乱世中最可怜的人。听闻这些难民多为苏州人，约有十余万之众，可官府却无能力救助，饿死者日渐增多。

与之同行的学者日比野辉宽更是惊讶地注意到：

野外摆放着许多长约六七尺的木箱，数量难以计数。箱子周围散发着刺鼻的恶臭。我向路人询问，才知道这些皆是装尸体的棺材。当时瘟疫盛行，死人无数，才造就了这般凄惨景象。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外滩

1885年，汉学家冈千仞来到上海。他所看到的苦难景象，比二十年前更为惨烈：

从新北门入城后发现，城门外乞丐成群，他们衣衫褴褛、补丁摞补丁，有断腿的、瘦弱不堪的、被割去鼻子的、失明的、又聋又哑的，还有身患重病的，一个个跟在行人身后乞讨钱财。城里的小巷狭窄拥挤，臭气扑鼻，还不时能看到饿死的尸体。

不过话说回来，也是园（位于黄浦区的园林）的景象与前面截然不同：

也是园围墙高耸、气势峥嵘，园内厅堂台阶井然有序，池塘、花木、楼阁、桥梁错落其间，处处透着富贵气象，与门外的简陋破败相比，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面对如此鲜明的对比，冈千仞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中国人（主要指知识精英阶层）常以自身的文化礼仪、服饰文物为荣，阅读他们写的文章，华丽如天仙所书；观察他们的容貌，光鲜如神人一般。但是这样的士大夫，千百人中难寻一二。

至于那些普通百姓，大多目不识丁，举止粗俗、衣着污秽，卑贱丑陋，在外国人眼中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相差无几。

冈千仞的这番话，虽带着一定偏见，但他所描述的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生活差距，却是十分真实的——“盖中土士大夫与闾阎小民，贵贱悬隔，不止云壤（中国的士大夫与普通百姓，贵贱悬殊，何止云泥之别”。

晚清时期的上海

待到佐藤善治郎在1910年抵达上海县城时，底层民众的苦难丝毫未减。他在游记中写道：

城里乞讨的孩童极多，我们行至石桥边，看到孩子们胡乱坐在地上，用头不停地磕着石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叩头乞讨”。

我们继续前行，孩子们又绕到前方，再磕五六次头。这些孩子赤身裸体，这般叩头的模样，在我看来实在可笑。可一旦看到巡察前来呵斥，他们便会四散奔逃。

佐藤眼中“可笑”的场景，背后却是乞讨孩童们挣扎求生的辛酸；而这样的苦难，在清末的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地区，几乎成为了常态。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海港以及县城周边之外，在租界最繁华的大马路、四马路乃至人来人往的茶楼上，都能看到底层民众为生计奔波的身影。

日比野辉宽在大马路发现：

穿过蜿蜒曲折的街道来到大马路，这条街十分宽阔，是上海最繁华的街道。清晨前来时，能看到街道两侧的鱼市、菜市，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与此同时，路边也站着许多乞丐，向过往行人苦苦求救”。

佐藤善治郎在四马路青莲阁发现：

这里有卖点心的、卖中国饭菜的、卖烟管的，以及卖发簪的，还有乞丐混杂在这些小贩之中，一边乞讨，一边挣扎求生。

19世纪末的外滩公园和威尔斯桥

至于在上海郊外，这种惨淡的局面就更普遍了。

跟随“千岁丸”号抵达上海的名仓予何人，是这样描述县城西门外村落的：

途经各个村落，观察当地百姓的风俗。他们的耕种方式、田地形态、居民模样，与我国相差无几，但此处水牛、驴马较多，还有许多躲避战乱的人前来寄居。有的地方只剩高大的门楼，内里却全是田地，这真是乱世才有的景象，令人心生怜悯。

1892年5月，学者安东不二雄记录了自己在上海郊外看到的乞讨儿童：

我租了一辆马车，前往距此六英里的郊外徐家汇游玩，同时参观了当地的天文台。途中看到成群的贫苦儿童，他们不停地追着马车奔跑，嘴里反复喊着‘Master，tencents!（主人，十美分！）’，只为求得一点施舍、换取一口果腹之物。

这些孩子，即便面对外国人，也只能放下尊严，只为换取一口果腹的食物。

03对洋人普遍心怀畏惧

除了贫穷之外，日本人在上海见到了另一种更令人震惊的景象——中国人对外国人普遍极度畏惧，且这种畏惧感已然深入到了各个阶层。

跟随“千岁丸”号 上海的高杉晋作发现，当地人仿佛“天生就要顺从外国人”——每当英国人或法国人行走在街市上，中国行人都会下意识地退到道路两侧，为其让出通道，“这种恭敬乃至畏惧的态度，俨然已成常态”。

目睹这般情景，高杉晋作感慨道：

上海这块土地，虽名义上仍属中国领土，但就实际控制权与社会氛围而言，称之为英国或法国的属地也毫不为过。

有人认为，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高杉晋作投身“尊王攘夷”运动的重要原因——他从中国的衰败与民众的麻木中，看到了日本若不奋起变革，可能面临的命运。

高杉晋作

与高杉晋作同行的山口锡次郎，也亲眼目睹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我们下榻的客馆里，有一个约五六岁的孩童。一次，他为我们充当向导，引领我们前往街头。途中，每当遇到中国路人，这个年幼的孩童竟颐指气使，大声呵斥、责骂他们。

更令人意外的是，那些被冒犯的中国人，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满或反抗，反而像遇到了可怕的事情，纷纷惊慌失措地躲避开来。

这件事足以说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人以及“被他们视作与西方势力相关的”日本人，畏惧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连一个年幼的孩子，都能借着这种“势力”随意欺凌同胞，而同胞们却只能选择逃避。

纳富介次郎还注意到，不仅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就连那些有身份有学识的文人，也对外国人心存忌惮。

他在游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荷兰领事前来客馆理事。正在与之交谈的施渭南，一见到领事进来，顿时大惊失色、脸色惨白如土，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还慌忙起身向领事恭敬行礼。

纳富介次郎满心疑惑，便向施渭南询问缘由。施渭南满脸惶恐地说道，“刚才那位领事走过时瞥了我一眼，我担心他厌恶我在此与贵国之人（指纳富介次郎）交谈，若是久坐不去，恐怕会惹他发怒”。说罢，他便匆匆起身告辞了。

须知，施渭南是一位在北京颇负名望的学者。可即便如此，他在洋人面前却依旧表现得胆战心惊、卑微不堪。目睹这一幕，纳富介次郎心中不胜慨叹。

纳富介次郎

当然，这些日本人的笔下记录更多的，还是那些为了生存，甘愿被洋人役使的苦力。

1873年来到上海的僧人小栗栖香顶，发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现状——上海人平日里动辄辱骂欧洲人，将其贬斥为未开化的“戎狄”，甚至骂其禽兽不如。

但小栗栖香顶也敏锐地观察道：

一旦他们亲眼见到欧洲人建造的宏伟馆舍，亲身感受其带来的物质繁荣后，内心的傲慢与偏见便会瞬间崩塌，原有信念也随之动摇，转而心甘情愿地受欧洲人驱使。

对此，他在日记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唉！由此可见，人心趋向利益，比大火向干燥之处蔓延还要迅速自然。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此前所有口头上的清高与义愤，都显得不堪一击。

1909年来到上海的官员胜田主计发现，面对洋人的骄横跋扈，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苦力们始终不敢反抗。

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人心向利”，或许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有的坚韧：

上海街头，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洋人乘坐着低矮的虾茶色人力车，这本身已是那个时代不平等的寻常一景。但让我深感不快的是，有些洋人催促车夫快跑时，竟会用脚从后面使劲踢车夫的屁股。这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屡见不鲜。

胜田主计不禁感慨，“洋人在政治、经济等更为重要的领域，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又会是何等居高临下、傲慢无礼呢？”

拉着外国人的人力车夫

佐藤善治郎则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西方人“彻底剥夺了人格”。

他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常有乘客上了人力车后，不告知目的地，而车夫也习以为常，不追问半句，拉起车便走。

这便让人产生一个疑问——车夫如何能抵达正确的目的地？原来，乘客会用手杖指挥方向——欲向左便点左边，欲向右便指右边；遇到岔路口时，车夫会回头用眼神请示，因此从未出错。

更让佐藤善治郎诧异的，是车费的支付方式：

这笔费用并未事先约定，全凭乘客下车时“随意”给予。但无论给多少钱，车夫照例都会嘟囔着“不够，不够”。此时，若乘客再补上一两文钱，车夫若仍纠缠不休，乘客只需拿起手杖或扇子，在其额头上轻敲一下，车夫便会立刻停止索要，脸上毫无怒容，默默退到一旁。而且，在当时的上海街头，这是十分常见的场景。

这般景象，不仅让佐藤善治郎大为震惊，更让他发出了“居然会有如此不被认可人格的人存在”的感慨。

青年时代的佐藤善治郎（右）

04尾声：繁盛都市下的苦难底色

晚清的上海，无论是繁华的港口、热闹的租界，还是破败的县城、偏远的郊外，都有无数苦力、难民和乞讨者在挣扎求生。

而日本人的这些记录，不仅让我们清晰看到晚清上海的双重面貌——繁盛与苦难，更让我们读懂了那个时代中国的衰败、民众的苦难与民族尊严的缺失；也正是这些景象，彻底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原有认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各界的“厌华”和“丑华”情绪变得愈演愈烈，旋即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