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年夏天热得反常，候车大厅的吊扇转得吱呀响，风却像是从蒸笼里吹出来的。

我坐在售票窗口后面，面前摆着一摞手写的票根和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水早就凉透了。

下午两点多，正是最困的时候。

整个大厅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有个老太太靠着编织袋打盹，一个年轻妈妈在哄怀里的孩子。

我百无聊赖地翻着桌上的排班表，琢磨晚上下了班去国营饭店吃碗凉面。

就是这时候，窗口前站了个人。

"同志，买张到清河的票。"

我抬头看了一眼。

三十来岁的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脸晒得黑红，颧骨高高的，看着像是常年在外头跑的人。

"清河，后天的班车，六块二。"我说。

他从裤兜里掏出钱，一张五块的，剩下的全是毛票，在柜台上摊开数了半天，凑够了。

我撕票，盖章，递过去。

他接了票，没走，站在窗口前愣了几秒钟，又低头看了看那张票。

我以为他要问什么，等了一会儿，他转身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刚接班，那个男人又来了。

这回他穿的还是那件蓝布衬衫，不过换了条裤子。

"同志，昨天那张票，能退不？"

我愣了一下："能退，扣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他把票递进来，我按规矩办了退票手续，退给他五块五毛八。

他把钱收好，站了一会儿，又说："再买一张，还是到清河的。"

我看了他一眼，没多问，重新开了张票。

他接过去，这回倒是走得干脆。

第三天下午，他又来了。

"同志，这张票还是退了吧。"

我手里的笔停住了，抬头仔细看了看他。

他的眼睛下面有一圈青灰色，像是好几夜没睡好觉的样子。嘴唇干裂着，站在窗口前，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一会儿插兜里，一会儿又拿出来搓两下。

"同志，你到底走不走啊？"我没忍住问了一句。

"走，走的。"他点点头，声音有点哑，"就是有点事还没办妥。"

我把退票手续办了，钱递给他。

来来回回折腾三趟，光手续费就搭进去一块多。对当时的工资水平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

他走的时候，我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

候车大厅外头就是一条土路，他走到路边站了几分钟，也不往左也不往右，就那么站着，像是脚底下生了根。

我那时候想，这人大概是遇上什么难处了。

但那年头车站里什么人都有，我见过逃票的、吵架的、丢了行李蹲在地上哭的、喝醉了在候车椅上躺一宿的。

一个买票又退票的，算不上多稀奇。

我没再多想。

02

第四天早上，我骑车到车站，把自行车锁在后院的棚子底下。

八月的太阳刚出来就毒，地上的影子短短的，空气里一股子柏油路被晒软了的味道。

我进了售票室，同事老陈正在里面擦柜台。

"今天你值全天？"他问我。

"嗯，小周她妈住院了，我替她。"

老陈把抹布往桶里一扔："行，那我先走了，冰棍箱子里还剩两根绿豆的，你留着吃。"

我坐下来，把票夹子整理好，窗口的木板还没推开。

车站广播响了一声，播了今天的发车时刻——上午九点半到孟县，十一点到清河，下午两点到省城。

九点钟，我推开窗板，外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卖了四五张票之后，我又看见了那个男人。

他站在队伍最后面，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

女孩大概七八岁，瘦得厉害，胳膊像两根细竹竿，穿一件碎花短袖，裤子有点长，裤脚挽了两道。头发扎了两个小辫子，辫子扎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不是女人手笔。

她低着头，一只手被男人牵着，另一只手攥着一个布口袋，口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排队的人不多，很快就轮到他们。

男人走到窗口前，没有说买票。

他弯下腰，跟小女孩说了句什么，女孩没动。

他又说了一遍，女孩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双眼睛让我记到现在。

不是那种小孩子常有的清亮的眼神，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安静。像是一潭水，深得看不见底，但表面上一丝波纹都没有。

男人直起身，对着窗口说："同志，我想问你个事。"

"你说。"

他咽了下口水，喉结上下动了一下。

"这孩子……能不能跟你几天？"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就几天，最多五天。"他说话的速度很快，像是怕我拒绝似的，"我有事要去清河，得去几天，身边没人能帮忙看她。我看你在这儿上班，天天都在，人也面善——"

"同志，"我打断他，"你这话说的，我跟你不认识，你让我帮你看孩子？"

他没接话，低下头看着小女孩。

小女孩也在看他，眼睛还是那样平静。

"她叫小荷。"男人说，"她不闹人，也不挑食，给口饭吃就行。"

"你是她什么人？"我问。

"我是她爸。"

周围有人在看了。后面排队的一个大姐探过头来，好奇地打量他们。

"同志，你这个事情不对。"我把声音压低了一点，"你要是有困难，可以去找街道办，或者找亲戚朋友帮忙。我一个售票员，没法给你看孩子。"

他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沉默了大约十几秒钟。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窗口底下的凹槽里。

是一个牛皮纸信封，不厚，软软地搭在凹槽边上。

"这里面有我的情况。"他说，"同志，你先看看，看完了再决定。"

他蹲下来，把小女孩身上那个布口袋拿过来，放在窗台上。

"这是她的换洗衣服和一双鞋。"

"我说了，这事我帮不了。"我把信封往外推了推。

他没接。

他蹲在小女孩面前，双手握着她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

"小荷，爸爸去办点事，几天就回来。这个阿姨是好人，你听她的话，知道不？"

小女孩没哭，也没点头。

她就那么站着，小手攥着裤腿，指节因为用力发白了。

男人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

他走得很快，几乎是小跑着穿过候车大厅，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

门"咣"一声关上，外面的热浪涌进来又退回去。

小女孩站在窗口前面，一动不动。

我看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又看看她。

大厅里的吊扇还在吱呀吱呀地转。

03

我没打开那个信封。

至少当时没有。

第一件事是追出去。我绕过柜台，快步走到大厅门口，推开玻璃门朝外张望。

土路上空荡荡的，只有远处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往东开。

男人已经不见了。

我回头看看那个站在窗口前面的小女孩，她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两只手攥着裤腿，眼睛盯着门口的方向。

我心里一阵发紧。

回到柜台后面，我先把那个布口袋和信封收到抽屉里，然后绕出来，在小女孩面前蹲下。

"你叫小荷是吧？"

她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一下头。

"饿不饿？"

她摇头。

"渴不渴？"

还是摇头。

我站起来，搓了搓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事在当时没有什么现成的处理办法。要说报公安，她爸倒也不是弃婴，人家说了几天就回来。要说不管，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杵在车站大厅里，我看着也不是个事。

后面又来了买票的旅客，我只好先回到窗口。

小荷就站在柜台旁边，安安静静的，既不乱跑，也不东张西望。

我忙完一波，回头看她，她还站着。

"你坐那儿吧。"我指了指大厅里的长条椅。

她走过去，在椅子边上坐下来，布口袋放在膝盖上，双脚离地，悬在空中轻轻晃着。

那天上午，我一边卖票一边走神。中午老陈回来换班吃饭的时候，我把事情跟他说了。

老陈一边嗦面条一边听，听完撂下筷子："这不是胡来嘛，把孩子往车站一丢就走了？你应该报公安。"

"人家说了几天就回来。"

"那要是不回来呢？"

我没接话。

老陈伸脖子往大厅里看了一眼："就那个小丫头？瘦成那样，家里什么条件啊。"

吃完饭我回到柜台，小荷还坐在那把椅子上，一口水都没喝。

我从冰棍箱子里拿了一根绿豆冰棍，走过去递给她。

她看了看冰棍，又看了看我，没伸手。

"拿着吃吧，化了。"

她这才接过去，小口小口地舔着，动作很小心，好像怕弄脏了衣服。

那根冰棍她吃了得有一刻钟。

下午四点多，最后一班车开走了，大厅里没什么人了。我打扫完卫生，锁好票箱，才想起来抽屉里那个信封。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拆开了。

里面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钢笔写的，字迹工整但有些地方用力过猛，纸都戳破了。

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他叫陈建平，清河县下面一个村的，在县城的砖窑厂干活。老婆两年前得了病走了，就剩他跟女儿两个人。前一阵他收到老家的电报，他母亲摔了一跤，股骨碎了，在清河县医院住着，等着做手术。

手术费要四百多块，他手里只有一百出头。

这几天他一直在想办法，找工友借了一圈，凑了不到两百。还差一半，他想回清河去找他舅舅试试，他舅舅在供销社上班，家里条件好一些。

但他没法带小荷一起走。清河坐班车要大半天，到了那边还得跑医院、跑他舅舅家，带着孩子不方便。砖窑厂的工友都是大老爷们，没人能帮忙照看小女孩。

他说他在车站观察了好几天，觉得我"看上去是个正派人"，而且车站人来人往的，比把孩子一个人锁在工棚里安全。

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同志，求你帮帮忙，我一定会回来接她。

纸上有几个地方洇了水渍，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坐在那儿半天没动弹。

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从玻璃窗照进来，在水磨石地面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小荷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

布口袋靠在她脚边，鼓囊囊的，像是她全部的行李。

我叹了口气，站起来走过去。

"走吧，跟阿姨回家吃饭。"

04

我那时候住在车站后面的家属院，一间半的平房，是单位分的。

推开门，屋里热得像蒸笼。我先开了窗，又去厨房烧水。

小荷站在门口不进来，我回头招呼她："进来吧，别在外头站着。"

她脱了鞋才进屋，把布鞋整整齐齐摆在门边。

这个细节让我心里一酸。七八岁的孩子，懂事成这样，多半是因为不懂事就会挨罚，或者是没人惯着她、没人宠过她。

我下了一把挂面，切了根黄瓜拌了个凉菜，又煎了两个鸡蛋。

饭端上桌，小荷坐在凳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不动筷子。

"吃啊，不够再下。"

她拿起筷子，夹了一根面条，低着头慢慢嚼。

吃了几口之后，速度突然快起来了。

她应该是饿坏了。

那碗面她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了大半。最后一个煎蛋她迟疑了一下，没夹。

"吃吧，我不爱吃蛋黄。"我说。

这是我随口编的，我其实什么都吃。

她看了我一眼，把鸡蛋夹过去，小口小口地吃完了。

吃完饭我让她去洗手洗脸。她自己拧毛巾、自己洗，动作很利索。

我翻了翻她的布口袋：两件旧衣服，一双塑料凉鞋，一条毛巾，还有一个铁皮铅笔盒。

铅笔盒里面有两支削好的铅笔、一块橡皮和一个卷笔刀。

没有任何一件玩具。

晚上睡觉，我让她睡床，我打了个地铺。

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小荷，你上几年级了？"

"二年级。"她的声音很小，像是怕打扰别人。

"成绩好不好？"

"还行。"

"最喜欢什么课？"

她想了想："语文。"

"为什么？"

"老师念课文好听。"

我笑了一下。

她安静了一会儿，突然开口："阿姨，我爸会来接我的。"

这话不像是说给我听的。更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会的。"我说。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地铺硬邦邦的，但让我睡不着的不是这个。

我一直在想那封信上的内容。四百多块的手术费，对现在来说不算什么，但在八五年，一个砖窑厂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块。他东拼西凑了不到两百，还差一半。

一个男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老婆不在了，老娘又摔断了腿。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一刀砍下来让你死，而是一刀一刀地割，每一刀都不致命，但刀刀见血。

05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小荷去了车站。

没办法，我总不能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

我跟站长赵姐说了情况。赵姐四十多岁，是个爽利人，听完以后皱着眉头想了想："这事吧，按规定确实不好办。但孩子搁这儿了，你总不能撵出去。先留着吧，别让她乱跑就行。"

小荷特别安静。

我给她搬了把小凳子放在柜台后面的角落里，她就坐在那儿，从铅笔盒里拿出铅笔，在一张我用过的废票纸背面写字。

写的是课文里的生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来买票的旅客偶尔会多看她两眼。有个大姐问我："你闺女啊？"

"亲戚家的，帮忙带几天。"

我没法解释实情，说出去不像话。

中午我去食堂打了两份饭，回来小荷正趴在凳子上睡着了。

铅笔还握在手里，脸上被凳子硌出一道红印子。

我把饭放在桌上，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她手里的铅笔抽出来。

她动了一下，没醒。

我蹲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

瘦是真的瘦。手腕细得一只手就能圈住，脖子后面的颈椎骨一节一节地凸出来。

但她的手指很干净，指甲剪得齐齐的。

她爸起码在这些细节上没有马虎。

下午的时候，老陈过来换班，看见小荷在角落里画画——她不知道从哪儿找了半截蜡笔，在废纸上画了一棵树，树下面站着两个人，一大一小。

老陈凑过去看了一眼，小声跟我说："这小丫头怪让人心疼的。"

我说："可不是嘛。"

06

第三天，第四天，陈建平没有出现。

小荷每天早上跟我一起去车站，坐在那个角落里写字、画画，中午吃食堂的饭，晚上跟我回家。

她从不主动开口说话，除非我问她。

但她会帮忙干活。

第三天早上我扫地的时候，她默默拿了个簸箕蹲在旁边接灰。

我说不用，她不吭声，也不放下簸箕，就那么蹲着等我扫。

晚上回家，我做饭的时候她站在灶台边看着，突然说了一句："阿姨，我会洗菜。"

我把一把豆角递给她，她接过去，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水盆旁边，一根一根地摘，一根一根地洗。

洗得比我都仔细。

第四天晚上，我在整理她的布口袋，想帮她把洗过的衣服叠好放进去。

口袋底下压着一样东西。

一张黑白照片，边角有些磨损了。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扎着两根麻花辫，站在一片麦地前面笑。笑得很开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小荷从背后伸过手来，轻轻把照片拿回去了。

"我妈。"她说。

我点了点头，没再问。

她把照片重新压到口袋底下，用衣服盖好。

那天晚上我又没怎么睡着。

不是因为地铺硬。是因为我开始想一个问题——

如果他不回来怎么办？

我一个二十四岁的未婚姑娘，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五，住着一间半公房，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我养不起一个孩子。

但我又没法把她怎么样。

第五天上午，我去邮局打了个电话，打给清河县医院的总机，让总机转骨科。

电话接通了，我问有没有一个叫陈建平母亲的住院病人。

对面翻了半天记录，说："有，前天刚做完手术，还在住院。"

"她儿子在不在？"

"在呀，天天在这儿守着。"

我松了口气，挂了电话。

他没有跑。他是真的在照顾他妈。

回到车站，小荷照例坐在角落里，这回她没写字也没画画，就那么坐着，手里攥着铅笔盒，眼睛看着大厅的门口。

我知道她在等。

"你爸在医院里陪你奶奶呢。"我走过去说，"你奶奶手术做好了。"

小荷抬起头看我，嘴唇动了动。

然后她低下头，两只手把铅笔盒抱得紧紧的。

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就一下。

然后她就不抖了，坐得笔直，像个小大人似的。

07

到了第六天，我心里已经不怎么急了。

人在医院呢，总要等老人稳定了才能走。几天的事，我还是耐得住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另一件事。

那天下午，车站来了一个女人。

四十来岁，穿着讲究，烫着卷发，手上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黑皮包。

她走到窗口前，没买票，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就是那个收留了别人孩子的售票员？"

口气不太对。

"你是？"我问。

"我是咱们县妇联的，姓吴。有人反映说车站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孩，已经好几天了。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我心里一紧。

"孩子不是来历不明的。她爸把她暂时托付在这里，过几天就来接。"

吴姓女人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拿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她爸叫什么？在哪儿工作？为什么把孩子丢在车站？有没有委托书？有没有什么证明？"

一连串的问题砸过来。

我把情况大致说了，包括那封信。

吴姓女人听完，皱了下眉头："也就是说，你没有任何正式的委托手续，就私自收留了一个未成年儿童？"

"什么叫私自收留？人家是因为家里有困难——"

"困难不是理由。"她打断我，"把孩子随便交给一个陌生人，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你也是，一个未婚女同志，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别人的孩子带回家？"

我手里的笔攥紧了。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把她撵出去？"

"我的意思是，这个事情应该走正规程序。孩子可以先送到民政部门——"

"那跟送到孤儿院有什么区别？她爸几天就回来了！"

大厅里的人开始往这边看。

小荷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角落里走出来了，站在柜台旁边，眼睛看看我，又看看那个女人。

吴姓女人注意到她了，蹲下来，脸上换了一副和气的表情："小朋友，你愿不愿意跟阿姨去一个地方住？那里有很多小朋友——"

"我等我爸。"小荷说。

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吴姓女人愣了一下。

"你看，"我趁机说，"孩子自己都说了，她在等她爸。她爸在清河县医院照顾她奶奶，我已经打电话核实过了。最多再有两三天人就回来了。你要是不放心，可以跟我一起去打这个电话。"

吴姓女人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小荷，把笔记本收起来。

"我这边会做个记录。如果三天之内她父亲还不来接人，我们会按程序处理。"

她走了以后，我站在柜台后面，手心全是汗。

小荷走过来，仰头看着我。

"阿姨，是不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蹲下来，伸手把她额前的碎头发拨到耳后。

"没有。"

她歪着头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她画的那棵树。

树画得歪歪扭扭的，树下面那两个人，大的梳着短头发，小的扎着两个辫子。

"这是你跟你爸？"我问。

她摇了摇头。

"这是你。"她指了指大的那个。

又指了指小的那个。

"这是我。"

08

第七天傍晚，我正准备锁门下班。

一个人影出现在大厅门口，逆着夕阳的光，看不清脸。

等他走近了，我认出来了。

陈建平。

他比一周前又瘦了一圈，颧骨更突出了，眼眶深深地陷进去。但他走路的步子很快，几乎是一路小跑进来的。

"小荷！"

小荷从凳子上站起来。

她没有跑过去，也没有喊爸爸。

她就那么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嘴唇抿成一条线。

陈建平快步走过来，在她面前蹲下，一把把她抱住了。

他的后背一起一伏，肩膀在抖。

小荷被他抱在怀里，脸埋在他肩窝里，一只手慢慢抬起来，攥住了他后背的衣服。

很紧。

大厅里很安静。吊扇转动的声音，窗外一只蝉在叫。

过了好一会儿，陈建平松开手，站起来，转向我。

他的眼眶红红的，但没有流泪。

"同志，对不住了，比我说的多了两天。我妈术后发了一次烧，我不放心——"

"没事。"我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一把零碎的票子攥在手里递过来。

"这几天孩子吃饭花的钱，我算不清楚，你看看——"

"不用。"我把他的手推回去。

"那哪行，人家帮了这么大的忙——"

"真不用。"我说，"小荷很乖，不费事。"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半天说了两个字："谢谢。"

不是那种客套的谢谢。是那种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沉甸甸的谢谢。

我摆摆手，从抽屉里把小荷的布口袋拿出来递给他。衣服我洗过了，叠得整整齐齐。铅笔盒搁在上面，里面的铅笔我帮她削过了。

他接过口袋，又低头看了一眼小荷。

小荷拉着他的手，回头看了我一眼。

"阿姨。"

"嗯。"

她好像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来。

然后她朝我挥了挥手。

就那么挥了一下。

他们走出大厅的时候，太阳刚好落到远处的房顶后面。

一大一小两个影子被拉得很长，走在土路上，慢慢地缩成两个点。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直到他们拐过街角，再也看不见了。

09

后来的事情，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那年秋天，陈建平的母亲出了院，腿虽然没法像以前那样利索，但能拄着拐慢慢走了。

手术费最后是他舅舅出了一半，他自己又在砖窑厂加了两个月的班，总算把账还清了。

小荷在县城的小学继续念书。

成绩一直不差，尤其是语文。

这些事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八七年春天，我调去了市里的长途客运站，离开了县城。走之前收拾东西，在抽屉最底层翻出来小荷画的那张画——歪歪扭扭的树，树下面站着一大一小两个人。

我把它夹在日记本里，带走了。

之后的几年，工作调动，结婚生子，日子像水一样流过去，有时候急，有时候缓。

我偶尔会想起小荷。想她现在长高了没有，胖了没有，还喜不喜欢语文课。

但也就是想想，没有特意去找过。

九五年夏天，我在市客运站上班。

那天下午，一个姑娘走到窗口前买票。

十七八岁，扎着马尾辫，穿一件白色短袖。

她的脸晒得微微发红，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和照片上那个女人一模一样。

"阿姨，买一张到省城的票。"

我愣住了。

她也愣住了。

"你是——"我的声音有点发颤。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突然笑了。

"阿姨，是我，小荷。"

我绕过柜台，站在她面前。

她比我矮半个头，但已经不是那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小女孩了。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我考上省师范了。"她说，"去报到。"

省师范。师范。当老师。

我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老师念课文好听。

"你爸呢？"

"在家呢，身体挺好的。他让我要是路过，就来看看你。"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纸包，"他说你不肯收钱，让我买点东西带给你。"

纸包里是两斤桃酥。

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小荷在我这儿坐了一个多钟头。她跟我讲了这些年的事——她爸后来从砖窑厂出来了，跟人合伙开了个小五金店，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差，够过日子。奶奶去年走了，走之前腿已经能不用拐了。

她还跟我说了一件我不知道的事。

"阿姨，我爸那年为什么买了三次票又退了三次，你知道吗？"

我摇头。

"他第一次是真的打算走的。买了票之后，回去看我一个人坐在工棚里削铅笔，他走不动了。"

"第二次他想带我一起走，但一算车费和路上的花销，钱不够。他想把我托付给工友的老婆，但那个嫂子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实在顾不过来。"

"第三次他到了车站，站在大厅里看了你一下午。他说你对每一个买票的人都客客气气的，有个老大爷听不清报站名，你扯着嗓子喊了三遍也没有不耐烦。他就觉得，你应该是个好人。"

小荷说到这里停了停。

"他还说，他当时想过，万一你不同意怎么办。"

"那他怎么打算的？"

"他说如果你不同意，他就不去了。他妈的手术费再想别的办法。"

"反正不会丢下我。"

这句话小荷说得很轻，但我听得很清楚。

窗外的太阳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十七岁的姑娘，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八岁时那种过于安静的深潭般的神色。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明亮的、温暖的东西。

10

小荷走的那天，我送她到站台上。

班车发动的时候，她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朝我挥了挥手。

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动作。

但这一次，她喊了一声。

"阿姨，谢谢你。"

班车开走了，卷起一路的灰。

我站在站台上，手里还攥着那包桃酥，眼眶有点发酸。

后来我回到售票窗口，坐下来，从日记本里翻出那张画。

纸已经泛黄了，蜡笔的颜色也褪了不少。

但那棵歪歪扭扭的树还在，树下面的两个人还在。

大的那个梳着短头发，小的那个扎着两个辫子。

我把画重新夹好，放回日记本里。

窗外的蝉又开始叫了。

吊扇吱呀吱呀地转。

日子还在一天一天地过。

但有些事情，你做过了，它就长在那里了。

像一棵树。歪歪扭扭的，但是扎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