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张学良被囚25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失去了自由。但你知道吗，看守他的狱卒刘乙光一家，命运其实更惨。

尤其是刘乙光的妻子龙氏，这个出身名门的知识女性，最后竟然精神失常，突然暴毙。

这背后的原因，真的让人唏嘘不已。

001

1937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去就葬送了后半生的自由。

负责看管他的人叫刘乙光，当时34岁，军衔只是个中校。谁能想到，这一看就是25年，等他结束狱卒生涯时，已经是陆军少将了。

听起来好像升官了，挺风光的样子。

但实际上呢，刘乙光人生最黄金的岁月，全搭在了看守张学良这件事上。

从34岁到59岁，整整25年。这25年里，别的黄埔同期生要么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要么在政坛上步步高升，而他只能日复一日地守着一个囚犯。

更惨的是他的妻子龙氏，一个原本前途无量的新式女性，活生生被困成了农村妇女，最后还精神失常了。

002

龙氏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

她是湖南湘阴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父龙景松是前清海军提督，掌管过整个海军事务。

父亲当过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手握一省民政大权。

退休后写字画画刻图章收集古董，在当地德高望重，乡里县里的人提起他都要竖大拇指。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龙氏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她很早就进了新式学校，不是那种传统的私塾，而是真正教授新学问的新式学堂。

高中毕业后还去了南昌中央党校学习，那可是国民党的最高党校，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后来还投身革命，成了有政治追求的进步青年。

放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新女性。

要知道，1920年代的中国，大多数女性还在裹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而龙氏已经在接受高等教育，参与政治活动了。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中国不超过百分之一。

她在党校认识了当教官的刘乙光，两人自由恋爱结了婚。这在当时也是很时髦的事，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真正的自由恋爱。

婚后龙氏接连生了六个孩子，从长女到幼子，几乎是一年一个的节奏。自然也就没时间实现什么自我价值了。但她心里一直想着要有一番作为，毕竟她不是那种安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

就在她这么寻思着的时候，丈夫接到了看管张学良的工作。

003

龙氏从一开始就不满意丈夫的这份差事。

说白了，这就是个狱卒的活儿。虽然责任重大，毕竟看守的是东北少帅，曾经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对升迁确实有利。

但终归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说出去不好听。

后来刘乙光把她接来和张学良夫妇同住，她也是带着抵触情绪去的。

只不过想到能和丈夫团聚，夫妻不用分居两地，也就勉强同意了。

可新式女子最爱自由，龙氏却因为张学良被囚，自己也跟着失去了自由。

你想想，她本来是个有文化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接受过最先进的教育，参与过革命活动。

现在却要天天守着两个囚犯过日子，住在深山老林或者偏僻乡村，还不能随便出门，不能会客，不能社交。

这相当于把一只习惯了天空的鸟关进笼子里，这心里能痛快吗

根本不可能。

郁闷久了，龙氏的情绪就开始失控。她不敢明着对张学良夫妇发火，那是犯大忌的，弄不好丈夫的乌纱帽都保不住。就只能拿孩子们撒气，动不动就打骂。六个孩子，从大到小，谁都没少挨打。

除此之外，她还经常跟丈夫刘乙光抱怨。抱怨这份工作，抱怨这种生活，抱怨没有自由，抱怨看不到未来。

刘乙光心疼妻子，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她和孩子们，所以对她特别呵护。有时候为了照顾妻子的情绪和需求，他甚至会委屈张学良。

这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是很少见的。毕竟张学良再怎么说也是囚犯中的囚犯，身份特殊，待遇也特殊。

但刘乙光就是敢这么做。

004

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1944年年底。

当时刘乙光押解张学良到了贵州息烽，暂住在军统局的集中营里，等着新房子建好。

息烽集中营可是有名的魔窟，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的重要政治犯。集中营条件很差，阴暗潮湿，伙食也不好。但也没办法，只能先凑合着。

快过年的时候，重庆派了辆中型巴士来接人，桐梓天门洞的新房子也建好了。张学良挺高兴，准备结束集中营的日子搬新家。

结果刘乙光因为心疼妻子在集中营不习惯，决定让自己和妻子孩子先走。

理由很充分：龙氏是大家闺秀出身，受不了集中营的脏乱差；六个孩子也都小，需要尽快安顿；新房子总要有人先去打扫布置。

就这样，刘乙光一家八口水灵灵地坐着巴士到了新房，还把最好的房间全占了。原本准备给张学良夫妇的房间，朝南采光好，通风也好，被刘乙光安排给了自己和妻子。

他心疼妻子眼睛不好，做针线活太多伤了眼睛，需要好光线。

车子送完刘乙光一家就回重庆了。戴笠年前派不出车，人手也紧张，就让张学良他们在集中营过完年再说。

于是刘乙光一家在新房里舒舒服服过了年，准备年夜饭，贴春联，放鞭炮，热热闹闹。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却在条件恶劣的息烽集中营熬了个春节，吃的是集中营的大锅饭，周围都是囚犯和看守。

年后重庆派车来接，这次只来了一辆小吉普和几辆大卡车。吉普车是给押解人员坐的，大卡车是运物资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只能挤在大卡车司机旁边，一路颠簸狼狈。

从息烽到桐梓天门洞，山路崎岖，少说也有一百多公里。坐大卡车走这样的山路，那滋味可想而知。

等张学良到了新房，发现好房间都被刘乙光占了，自己只能住采光差、位置偏的房间。当场就跟刘乙光大吵了一架，说他不懂规矩，说他忘恩负义，说他欺人太甚。

刘乙光也不示弱，说这是为了龙氏好，说自己辛辛苦苦看守这么多年，享受点好待遇怎么了。

005

张学良夫妇因为刘乙光偏爱妻子受的委屈可不止这一次。

日常生活中，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就连吃饭的时候，龙氏心情不好了，也会对赵四小姐冷嘲热讽。

比如赵四小姐穿了件新衣服，龙氏就会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四小姐真是有福气，天天有新衣服穿，不像我们这些苦命人，一件衣服穿到烂。

或者赵四小姐做了道好菜，龙氏就会说：到底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就是会享受，不像我们乡下人，只会粗茶淡饭。

刘乙光呢，就装作没听见。他明知道妻子在挑衅，但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乙光的六个孩子也是个麻烦。

小孩子吃饭总是闹腾，撒饭菜是常有的事。而且六个孩子，从大到小，年龄跨度大，吃饭的时候就像打仗一样。大的抢小的，小的哭闹，饭桌上一片狼藉。

这对讲究了一辈子的张学良夫妇来说，简直是种折磨。张学良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从小养尊处优，吃饭都是有规矩的。赵四小姐更不用说，赵家四小姐，名门闺秀，吃饭的礼仪从小就训练得很好。

但他们还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说：你们家孩子太吵了，能不能管管。也不能说：我们能不能分开吃饭。

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说句难听的，真把刘乙光惹毛了，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刘乙光手上有权，可以决定他们吃什么、住哪里、能不能出门、能不能见客。甚至极端情况下，连生死都在刘乙光的一念之间。

更重要的是，刘乙光曾经两次救过张学良的命。这是实实在在的救命之恩，不是什么客套话。

第一次是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浙江奉化溪口，也就是蒋介石的老家。

有一天，蒋介石的堂侄媳袁静枝突然闯进来要刺杀张学良。袁静枝为什么要杀张学良呢，因为她丈夫蒋孝先在西安事变中被东北军击毙了。蒋孝先当时是宪兵第三团团长，带队去华清池抓蒋介石的时候，被东北军当场击毙。

袁静枝一直恨张学良入骨，咬牙切齿地想报仇。好不容易知道张学良被囚禁在溪口，她就找机会溜了进来。

袁静枝掏出手枪就开枪，但她枪法不好，第一枪没打中，子弹擦着张学良的耳朵飞过去,打在墙上。就在她准备开第二枪时，刘乙光听到枪声冲进来，直接用身体挡住了枪口。

刘乙光当时是拿命在赌。

袁静枝手里有枪，情绪激动,完全可能连刘乙光一起打死。但刘乙光还是冲上去了，用自己的身体当人肉盾牌。

袁静枝只想杀张学良，没打算杀别人，看到刘乙光挡在前面，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开枪。她被赶来的卫兵制服，张学良逃过一劫。

第二次是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突然腹痛难忍。

开始以为是普通的肚子痛，吃了点药。但疼痛不但没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张学良疼得在床上打滚，冷汗直流，脸色苍白。

刘乙光意识到情况不对，这不是普通的肚子痛，很可能是急性阑尾炎或者肠梗阻之类的急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张学良可能会死。

但问题是，按照规定，张学良的任何医疗行为都要上报蒋介石批准。可这种情况等不了啊，从贵州到重庆，电报来回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等批准下来,张学良早就没命了。

刘乙光急坏了，他做了个冒险的决定：不请示了，直接送医院。

他擅自把张学良送到了贵阳的中心医院，还央求院长亲自主刀。院长检查后确诊是急性阑尾炎并发穿孔，再晚一步就会引发腹膜炎，那就真的没救了。

手术很成功，张学良捡回一条命。

事后戴笠来看望张学良，送了他一块名贵的浪琴手表,当时市价值几百块大洋,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张学良因为感激刘乙光救命之恩，直接就把这块名表转送给刘乙光了。

后来戴笠看到刘乙光戴着那块表，还问了一句：这不是我送给汉卿的表吗，怎么在你手上。

刘乙光也机灵，假装不知道那是戴笠送的，只说是张学良送的礼物，没再多说。戴笠也就没再追问。

有这两次救命之恩在，张学良对刘乙光自然多了一层顾忌。

不管心里多不满，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得忍着。毕竟人家救过自己两次命，这个人情债怎么还

006

但即便如此，张学良心里对刘乙光夫妇的不满还是藏不住，全都写进了日记里。

1947年3月，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全岛陷入动荡。

国民政府派军队进行镇压，局势非常紧张。刘乙光作为张学良的看守，感觉形势危急，生怕有人趁乱劫走张学良，或者有台独分子要杀张学良。所以他变得比以前更谨慎了，更神经质了。

张学良在3月7日的日记里这样写：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装模作样地到处偷察看，一定是外面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一想，睡我的大觉去罢。

言语之间,满是不耐烦和鄙视。

3月8日又写道：一早，刘太太又偷偷来了，假辞借烟，可笑。吃饭时老刘避而不见，我想想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后来想一想，这是他的职务。后来又一想，士可杀不可辱。他这种无礼的不诚实的举动，真叫人生气。

这段日记写得很重，用了士可杀不可辱这种词。

可见张学良当时有多生气，觉得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了。一个曾经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东北军少帅，现在要看一个中级军官的脸色,被他的妻子冷嘲热讽,这种落差感确实很难接受。

龙氏是个敏感的人，女人的第六感都很准。她不可能察觉不到张学良对她的态度，不可能看不出张学良眼神里的不屑和厌恶。

长期下来，她心里一直处于焦虑和抑郁状态。她知道张学良看不起她，知道赵四小姐嫌弃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囚禁关系里是最尴尬的那个人。

囚犯至少还有囚犯的尊严，狱卒至少还有狱卒的权力。可她呢，既不是囚犯，也不是狱卒，就是个被连累的家属。

007

更让龙氏崩溃的是生计问题。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花销每月报账，蒋介石那边会专门拨款。吃什么用什么,都有预算。虽然被囚禁了，但物质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但刘乙光一家子的开销，就没那么宽裕了。刘乙光虽然是军官，有军饷，但要养活一家八口，还是很吃力的。尤其抗战时期，因为战争的缘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今天买一斤米要十块钱，明天可能就要十五块了。

他们一家经常是入不敷出，月底就揭不开锅了。

为了补贴家用，龙氏想了各种办法。她买了很多小鸭子养着，几十只，让湖南轿夫老王的小儿子王世忠管，每天赶着鸭子到别人稻田里找东西吃。鸭子吃饱了，长得快，下蛋也多。

她还不停地做各种咸菜，豆腐乳、泡菜、酸菜、榨菜，各种各样。做出来的豆乳腐和泡菜能堆满半个屋子，然后拿到镇上去卖，或者跟邻居换点米面油。

鸭子长大后开始下蛋，龙氏就把蛋收集起来，攒够了就拿去卖。有时候一次能卖几十个蛋，换来的钱能买好几斤米。

龙氏还收购洋芋，就是土豆。收购来以后用石磨磨成浆，可以做成粉条或者其他东西。但家里没有马，石磨需要畜力来拉，她还得去找邻居借马。

你想想，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女性，祖父是前清海军提督，父亲是省厅长，自己接受过高等教育，参与过革命，现在却要养鸭子、做咸菜、磨土豆。

这是什么样的落差

这跟让一个大学教授去扫大街、让一个公司高管去摆地摊没什么区别。

养鸭子、做咸菜、磨洋芋，这都是农村妇女干的活。龙氏从小到大，从来没干过这种活。但现在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干。

这一切的根源就在张学良身上。

如果不是看守张学良，刘乙光可以在别的岗位上发展，收入会更高，前途会更好。如果不是看守张学良，他们一家不用跟着东奔西跑，可以在大城市定居，生活条件会好很多。

她对张学良夫妇怎么能没有怨恨呢

可这怨恨她还不能明着发泄出来，只能偶尔打骂孩子，或者在饭桌上暗讽几句，或者在丈夫面前抱怨几声。

时间久了，龙氏看着其他军官太太的生活，心里更不平衡了。那些军官太太住在大城市，吃香喝辣，出入有车，穿金戴银。她们的子女个个出国留学，去美国、去英国，接受最好的教育。

再看看自己，天天做不完的农活，为生计发愁。六个孩子只能跟着他们在穷乡僻壤读书，连个像样的学校都没有。而且还经常动不动就要跟着张学良搬家,孩子们的学业都被耽误了。

008

更要命的是，张学良一换囚禁地，龙氏就得带着六个孩子和丈夫一起迁移。

张学良在大陆被囚期间，换的地方简直数不过来。

1937年到1938年,在浙江奉化溪口；

1938年到1941年,在湖南郴州苏仙岭；

1941年到1942年,在贵州修文阳明洞；

1942年到1944年，在贵州开阳刘氏山庄；

1944年到1946年,在贵州桐梓天门洞；

1946年,在重庆戴公祠；

1946年到1949年,转移到台湾。

到了台湾后也没消停，先是在新竹,然后是高雄，再是台北，又是井上温泉，最后是北投。每个地方住个一两年就要搬，长的也不过三四年。

每搬一次家，就是一次折腾。

六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几岁。收拾行李、打包物品、安顿住所、适应新环境，每一样都是巨大的工程。

而且每次搬家,孩子们都要转学。刚在这个学校适应了，交了几个朋友，学业刚跟上，又要转到另一个学校。新学校的进度不一样，教材不一样，老师不一样，同学不一样，又要重新适应。

这种长期漂泊的日子，不仅损耗了龙氏的健康，也极度考验她的适应能力。每到一个新地方，她都要重新建立生活秩序，重新认识环境，重新处理人际关系。

长期郁结于心，龙氏的身体出了各种问题。

她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她开始头痛，动不动就偏头痛,疼起来天旋地转。她开始胃疼，吃什么都不消化，人越来越瘦。她还开始心悸，经常感觉心脏狂跳，喘不过气来。

身体的问题又反过来导致她心情更郁结。睡不好觉，人就烦躁；头痛，人就暴躁；胃疼，人就焦虑；心悸，人就恐慌。

慢慢地，她就患上了心理疾病。现在的医学术语叫抑郁症、焦虑症，但在那个年代，大家只会说她神经不好、脾气古怪、心情不好。

可谁会关注龙氏的心理问题呢

刘乙光虽然心疼她，但职责所在，他不得不把绝大多数注意力放在张学良夫妇身上。他要24小时看着张学良，防止他逃跑，防止他自杀，防止有人来劫他或者杀他。

他没有太多时间管妻子，除了尽可能让她住得舒服些，言语上偶尔宽慰几句，给她买点好吃的，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龙氏是个正常女人，难免有嫉妒心。

看到自己这个狱卒夫人天天在苦痛中挣扎，要养鸭子、做咸菜、磨土豆，要照顾六个孩子,要操持家务。而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呢，虽然失去了自由，但物质生活有保障，每日只需游山玩水、看书赏花、钓鱼下棋、写字画画。

赵四小姐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而她龙氏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粗茶淡饭。

这种对比，怎么能让人心里平衡

这部分心理也让龙氏内心增加了痛苦。她知道这种想法不对，毕竟人家是囚犯，失去了自由。可她就是控制不住地嫉妒，控制不住地怨恨。

龙氏也替丈夫不值。

刘乙光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生，跟林彪、刘志丹、李弥是同期。黄埔四期出了多少名将啊，共产党方面有林彪、刘志丹、曾中生、伍中豪；国民党方面有胡琏、李弥、高魁元、文强。

这些人后来要么成了解放军的元帅将军，要么成了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而刘乙光呢，本来也可以有这样的前途，可因为张学良，他被困住了。

而且一困就是25年，从34岁困到59岁,把人生最黄金、最宝贵的年月全搭进去了。

34岁是一个男人事业刚起步、蒸蒸日上的年纪；59岁已经快要退休了，人生基本定型了。这25年，别人可以从上尉升到中将，可以从营长干到军长，可以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而刘乙光只能守着一个囚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她怎么能想得通

009

到台湾后的一天，1958年，龙氏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电报从湖南湘阴发出，辗转多日才到她手上。

看到电报的那一刻，龙氏当场嚎啕大哭,声音传出去老远。

她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天了，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因为大陆和台湾无法走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想回去根本不可能。

她只能在华湖左岸的小山树林里，撮了一把土当作香,对着湖南湘阴的方向跪拜。跪在地上，磕头，哭泣，呼唤父亲的名字。

张学良知道后，心里过意不去。毕竟龙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跟他确实有关系。他带着赵四小姐一起来到树林,与龙氏一起为她父亲致意,也算是表达一点歉意。

那天看到张学良夫妇前来，龙氏觉得心里更委屈了，哭得也更大声了。

她哭父亲，也哭自己的命运。

是啊，若不是因为张学良，她怎会落到回不去故土、无法为父母送终的地步呢

若不是因为张学良，她现在可能在湖南老家，可以守在父亲床前，可以送父亲最后一程，可以给父亲办丧事、守孝、扫墓。

可现在呢，她只能在台湾的一座小山上，对着大陆的方向哭泣。

这种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是一种永远的愧疚。

1962年，刘乙光终于被从张学良身边调走。

这当然是张学良夫妇苦求宋美龄的结果。张学良给宋美龄写了很多封信，说刘乙光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希望能让他退休。其实真实原因是张学良实在受不了刘乙光夫妇了，想换个看守。

宋美龄最终同意了。此时刘乙光已经看管张学良整整25年。

之后刘乙光被调回安全局局长办公室，当了三个副主任之一。听起来好像是升职了，实际上就是个闲职，给个位置养老。

但这时他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

60岁在那个年代已经算老人了，而且他这25年脱离了军队的主流圈子，脱离了权力核心，人脉也断了，想要东山再起根本不可能。

蒋介石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给他安排个职位干干，领个工资，然后等着退休。

两年后，1964年，刘乙光正式退休了。

010

老年的刘乙光半身不遂，中风了，左半边身体不能动，需要人照顾。龙氏的精神也一直不好，时好时坏，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有时候还会发疯般地哭泣或大笑。

儿子刘叔慈看不下去了，他不得不从海军上校职位上提前退役，回家悉心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一个正值壮年、前途光明的军官，就这样被迫退出了职业生涯。

龙氏身体虽然毛病不少，但还能动，偶尔也能帮忙照顾刘乙光。

给他喂饭、擦身、换衣服、端屎端尿。但她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经常陷入恍惚或者狂躁。

可抑郁症患者的病往往是看不见的，这种看不见意味着不可控。外表看起来可能很正常，但内心早已千疮百孔。

有一天，1980年的一个普通日子，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龙氏早上起来，做了早饭，还帮刘乙光擦了身。

但到了中午，龙氏却突然暴毙了。

她走的时候，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打。没有呼救，没有挣扎，没有遗言。儿子发现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

医生说可能是心脏病突发，也可能是脑溢血，具体原因已经无从查证了。但家人都知道，真正杀死龙氏的，是长达几十年的抑郁和焦虑。

龙氏的突然去世，让刘乙光痛苦不已，他也陷入了巨大的抑郁情绪中。

五十年夫妻，朝夕相依，甘苦与共。现在老伴突然走了，他觉得自己的另一半也被带走了。

他开始拒绝进食，整天躺在床上，不说话，不动弹，就那么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儿子怎么劝都没用。请医生来看，身体指标都正常，就是不肯吃饭,不肯说话，整个人像是丢了魂。

龙氏去世不到一年，1981年，刘乙光也因郁结于心而离世，享年79岁。

死前，他为妻子写的悼词如下：

江西喜结襦，五十年旦夕相依，甘苦与共，生男育女六人，不知心血耗多少；台北梦催白，旬余日音容顿杳，枕衾剧寒，抱病呼卿连夜，谁料死亡孰后先。

满纸都是愧疚和不舍。

江西喜结襦，说的是他们当年在江西南昌相识相恋；

五十年旦夕相依，说的是他们风雨同舟走过了半个世纪；

甘苦与共，说的是这几十年的苦难他们一起承受；

生男育女六人，不知心血耗多少，说的是龙氏为这个家付出了全部。

台北梦催白，说的是在台北的日子让他们头发都白了；

旬余日音容顿杳，说的是龙氏去世才十几天，人就阴阳两隔；

枕衾剧寒，说的是没有了老伴，被窝都是冰冷的；

抱病呼卿连夜，说的是他生病了，半夜想叫老伴，却叫不到了；

谁料死亡孰后先，说的是没想到她会先走一步。

011

如果可以重来，刘乙光还会不会选择让妻子带着孩子和自己一同看管张学良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场长达25年的囚禁中，真正失去自由、失去尊严、失去一切的，不只是张学良，还有龙氏这样的普通人。

她们没有犯罪，没有参与政治斗争，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因为嫁给了某个人，就要承受这一切。她们的命运，被别人的命运所裹挟，无法挣脱，无法选择。

张学良被囚禁，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龙氏被困住，则是时代和命运的捉弄。

从一个有理想、有文化、有抱负的新式女性，变成一个养鸭子、做咸菜、精神失常的农村妇女。这种转变，比任何惩罚都残酷。

或许，她们的命运，更值得我们深思。

信息来源

《张学良囚禁岁月实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记录了刘乙光看管张学良25年的详细经过及龙氏的生活状况。

《刘乙光回忆录》及相关历史档案，记载了刘乙光两次救张学良的经过、日常看管细节，以及龙氏的家庭背景和生活困境。

《张学良日记》1947年3月相关条目，真实记录了张学良对刘乙光夫妇的态度和看法，反映了囚禁关系中的微妙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