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那个用了三十多年的旅行袋，拉链坏了，用绳子捆了两道。直起腰的时候，腰“嘎巴”响了一声，像生锈的门轴。六十三岁，腰不行了，膝盖也不行，阴雨天疼得睡不着。

屋里空了大半。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出租屋，我住了六年。墙皮剥落的地方，我用旧挂历糊上。灯泡坏了一个，一直没换，反正另一个也够用。厨房的窗户关不严，冬天漏风，我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

窗台上那盆绿萝还活着，蔫蔫的。我浇了点水，对它说：“你命硬，跟我一样。”

门“吱呀”一声开了，房东老太太探进头：“老李，真走啊？”

“嗯，车票买好了，下午的。”

“这一走，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回老家。”我挤出个笑，“这些年，谢谢您照顾。”

“客气啥。”她叹了口气，递过来一个塑料袋，“煮了几个鸡蛋，路上吃。你说你，辛苦一辈子，到老……”

她没说完，摇摇头，走了。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到老，该享福了，却落得这个下场。

我坐在床沿上，摸出烟，点上。烟雾在晨光里升腾，像我这六年的日子，稀里糊涂的，就散了。

六年前，我五十七，从厂里办了内退。三十八年工龄，换了一笔不多不少的“买断费”。老婆走得早，没孩子，一个人守着空房子，整天对着电视发呆。

外甥建军打电话来：“大舅，您退休了？正好，我这边饭店缺人，您来帮我管管账，看看店，比在家闲着强。”

建军是我妹妹的儿子。妹妹命苦，嫁得不好，丈夫早逝，她一个人把建军拉扯大。那些年我没少帮衬，学费、生活费，能出的都出了。建军也算争气，开了家饭店，听说生意不错。

“我能行吗？饭店的事，我不懂。”

“怎么不行？您老会计了，管账还不是小菜？再说，就是看看店，收收钱，不累。”

我想了想，也是。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能帮衬外甥，挺好。

到了地方我才知道，建军说的“饭店”，是个不到八十平米的小餐馆，四张桌子，一个厨房。他和他媳妇小丽掌勺，忙得脚不沾地。

“大舅，您可来了！”建军系着油腻的围裙，脸上都是汗，“从今往后，您就是咱这儿的财务总监！”

我笑了：“什么总监，我就打打杂。”

“那不行，您是长辈，得坐镇。”建军拉着我，“这样，您就管收钱，记账，采购也算算账。工资……我现在手头紧，先不跟您谈钱，等饭店赚了，肯定亏待不了您！”

“谈什么钱。”我摆摆手，“一家人，帮帮忙，应该的。”

就这样，我留下了。早上五点起床，去菜市场买菜——为了省几毛钱，能跟菜贩磨半小时。回来择菜、洗菜、切菜。十点开门，我坐收银台，收钱、找零、记账。中午晚上饭点，人挤人，我一边收钱一边帮着端盘子、擦桌子。晚上十点打烊，扫地、拖地、洗抹布，忙活完躺下，都过十二点了。

累是真累。腰疼得直不起来，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可看着建军和小丽，小两口起早贪黑，我又说不出那个“累”字。

第一个月，建军塞给我五百块钱：“大舅，零花钱。”

我没要：“你留着，扩大店面用。”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我是你舅。”

他眼睛红了，攥着钱，半天说不出话。

饭店生意慢慢好起来。建军有头脑，菜做得好，价格实在，回头客多。第三年，他把隔壁店面盘下来，打通了，摆了十几张桌子，还隔出两个包间。

装修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大舅，没您，就没我的今天。等生意稳了，我给您养老！”

我拍拍他肩膀：“好小子，有出息。”

店面大了，活更多了。我又当收银，又当采购，又当保洁，还帮着招呼客人。有熟客开玩笑：“老李，你是老板吧？里里外外都是你操心。”

我笑笑：“哪能，我就是帮忙的。”

是真的帮忙。六年，建军给我发过三次“奖金”，一次两千，一次三千，最后一次五千。加一起，一万块钱。平均下来，一个月不到一百四。我不计较，我想着，等饭店真做大了，建军不会亏待我。

可饭店越大，建军越忙。他不再早起去买菜，不再亲自下厨，招了厨师和服务员。他开始穿西装，打领带，夹着皮包出去“谈生意”。小丽也变了，做了头发，买了金镯子，说话腔调都不一样了。

有一次，我听见小丽跟建军说：“你大舅老糊涂了，昨天记账又记错，少收八十。”

建军说：“你小点声。那么大年纪，能指望多精明？凑合用吧。”

我站在门外，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腰疼得厉害，我想起家里的膏药用完了，得买。摸了摸口袋，还剩二十三块五。上个月建军给的五百块“零花”，买菜垫了三百多，剩下的买了米面油。

我想找建军预支点钱，走到他们卧室门口，听见里面说话。

“这次扩大店面，得再投二十万。”建军说。

“哪来那么多钱？”

“把老房子抵押了。”

“那是我爸妈留下的！”

“不抵押怎么办？机不可失。等新店开起来，一年回本。”

“那你大舅呢？新店还让他管？”

“他？”建军顿了顿，“年纪大了，跟不上趟了。新店得请专业的店长。让他回老家吧，给他点钱，够养老了。”

“给多少？”

“三五万吧，够了。”

“三五万？他帮你六年！”

“六年怎么了？吃住都在咱家，我没亏待他。再说，亲戚之间，算那么清干嘛？”

我没再听下去，轻手轻脚回了屋。那晚的月亮很亮，透过没拉严的窗帘照进来，白晃晃的，像冬天的霜。

第二天，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照样早起，买菜，开门。只是腰更弯了，话更少了。

建军还是“舅、舅”地叫，小丽还是“大舅、大舅”地喊。可我听着，那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得见人影，看不清表情。

新店装修好了，气派。大红招牌，落地玻璃，里面水晶吊灯亮得晃眼。开业那天，鞭炮放了一地红纸。建军穿着新西装，在门口迎客，笑得见牙不见眼。

我被安排在老店“看摊”。新店那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店长，西装革履，说话带笑。服务员都年轻漂亮，穿着统一的制服。

老店冷清了。一天来不了几桌客人。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忽然觉得，我这六年，就像这老店一样，过时了，该淘汰了。

月底，建军来老店，递给我一个信封。

“大舅，这是五千块钱。新店那边，我请了专业的人。您年纪大了，该享享福了。回老家吧，房子我帮您租好了，就在我丈母娘那个小区，有人照应。”

我接过信封，薄薄的。五千块，六年，一个月合不到七十。

“建军，”我说，声音很平静，“大舅帮你六年，没求过你什么。今天，大舅想问你一句实话：在你心里，大舅是什么？是亲戚，还是免费劳力？”

建军愣住了，脸一阵红一阵白：“大舅，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为您好吗？您辛苦一辈子，该歇着了。”

“是为我好，还是嫌我碍事了？”

“您看您，想多了不是……”他搓着手，笑得尴尬，“这样，我再加两千，七千。真不能再多了，新店投了那么多钱，我手头也紧。”

我看着他的脸。这张脸，小时候我抱过，喂过饭，擦过鼻涕。他考上大学没钱，我掏的学费。他开店没钱，我拿的“买断费”。可现在，这张脸上，只有算计，只有急于摆脱麻烦的不耐烦。

“钱，你留着。”我把信封推回去，“大舅明天就走。”

“您别赌气啊……”

“没赌气。”我站起来，腰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就是累了，想回家了。”

收拾东西没花多少时间。我来时就一个旅行袋，走时还是它。几件旧衣服，几本老书，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老婆留下的，用了四十年。

建军和小丽都没露面。也好，省得尴尬。

我把钥匙放在桌上，环视这间小屋。墙上还有我贴的价目表，边角卷了。窗台上那盆绿萝，我养了六年，从一小枝，长成郁郁葱葱一大盆。我给它浇了最后一次水。

“你命好，有人浇水就能活。我命贱，得自己找活路。”

拎起旅行袋，开门。早晨的阳光刺眼，我眯了眯眼。

然后，我看见了建军。

他站在门口，堵着路，眼睛通红，胡子拉碴，西装皱得像咸菜。

“大舅。”他声音哑得厉害。

我没说话，看着他。

“我……”他张了张嘴，又闭上，然后突然蹲下去，抱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愣住了。六年，我没见过他这样。开业那天那么风光，也没见他哭。

“大舅，”他抬起头，脸上都是泪，“新店……没了。”

“什么？”

“昨天，卫生、消防、工商联合检查，全不合格。消防通道堵了，卫生许可证是假的，还有……还有用了地沟油，让人举报了。”他抹了把脸，眼泪混着鼻涕，“罚了二十万，店封了。供货商堵着门要钱，员工围着我讨工资。小丽……小丽回娘家了，说跟我过不下去了。”

我站着，旅行袋从手里滑下去，“咚”的一声。

“大舅，”他抓住我的裤腿，像抓住救命稻草，“我错了，我真错了。我不该贪心，不该用那些歪门邪道。我不该……不该那么对您。”

阳光照在他头顶，我才看见，他有了白头发，不多，但刺眼。他才三十四岁。

“您别走，行吗？”他仰着脸，眼泪流进脖子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剩您了。您再帮帮我，就一次，最后一次。老店还能开，咱们从小做起，踏踏实实的。我掌勺，您管账，像以前一样。行吗？”

风从巷子口吹进来，带着早市的喧闹声，油条味，豆浆味。几个早起买菜的老太太路过，好奇地往这边看。

我看着他，这个我从小带到大的外甥。他眼睛里的慌张、悔恨、乞求，都是真的。可我心里，那片凉了的地方，怎么也暖不起来了。

“建军，”我慢慢蹲下，蹲得吃力，腰“嘎巴”又响了一声，“你还记得，你十岁那年，发烧，烧到说胡话。你妈上夜班，我背着你，跑了三里地，去卫生院。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我没觉着疼，就怕你烧坏了。”

他愣愣地看着我。

“你上大学，没钱，我把攒的娶媳妇的钱给你。你开店，没钱，我把养老的钱给你。我不图你回报，我就想着，你是我妹的儿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你有出息，我高兴。”

我喘了口气，腰疼得厉害。

“这六年，我早上五点起，晚上十二点睡。腰疼得直不起来，腿肿得穿不上鞋。我没说过一个‘累’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计较。”

“可是建军，一家人，不是这么个不计较法。”我看着他的眼睛，“我给你打了六年工，一个月合不到七十块钱。你开新店，请店长，一个月给人开八千。我在你心里，连外人都不如。”

“不是，大舅，我……”

“你听我说完。”我摆摆手，“你刚才说，你什么都没了，就剩我了。可你想想，这六年，你什么时候真正‘有’过我？我在你眼里，就是个不用花钱的老伙计，好用，耐用，用坏了也不心疼。”

“现在你落难了，想起我来了。想起我便宜，想起我老实，想起我能帮你东山再起。”我扶着墙，慢慢站起来，骨头咯吱响，“可是建军，大舅的心，也是肉长的。它疼了六年，凉了六年，现在，它跳不动了。”

我把地上的旅行袋拎起来，拍了拍土。

“那五千块钱，在你抽屉里。我一分没动。你的情，我还了。咱们两清了。”

说完，我绕过他，一步一步往外走。步子很慢，腰疼，腿也疼。但我没停。

“大舅！”他在身后喊，带着哭腔，“您真这么狠心？看我死？”

我停下，没回头。

“你不会死。你还年轻，有力气，有手艺。跌倒了，能爬起来。只是这次，得靠你自己了。”

我继续往前走。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坑洼的水泥地上，歪歪扭扭的。

巷子口，卖豆浆的大妈招呼我：“老李，出远门啊？”

“嗯，回家。”

“还回来不？”

“不回来了。”

“那敢情好，落叶归根。”

我笑了笑，点点头。是啊，落叶归根。我这片叶子，飘了六年，该落了。

走出巷子，上了大路。车来车往，人声鼎沸。这个城市，我待了六年，帮外甥打了六年工，最后揣着二十三块五毛钱离开。

我不恨他。真的。我只是累了，累到连恨的力气都没了。

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投了一块钱硬币。车开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建军还站在巷子口，小小的一个影子，越来越远，最后看不见了。

我把头转回来，看着前方。路很长，但总有尽头。

老家还有间老屋，漏雨，但能住人。还有两亩地，荒了，但能刨口吃的。还有几个老哥们，偶尔能下盘棋。

够了。六十三岁，从头开始，是晚了点。但总比，在别人眼里当个“老糊涂”，强。

车窗外，阳光正好。我闭上眼，忽然想起老婆活着时常说的话：“人啊，就得自己疼自己。指望别人，指望不上。”

她说得对。

真的，指望不上。